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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广州汽车10年(精彩节选)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0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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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标致汽车畅销时期，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很好。1988年，标致汽车的产量达至5000辆以上，广标公司开始盈利。1991和1992年，广标公司是广州市的税利大户之一，其税利总额当时在全国机械行业的排位也是很前的。 经过10年的发展，广标投资14.7亿元形成年产3万辆轿车的综合生产能力，投资18亿元建成了25个汽车零部件企业，广州标致轿车的国产化率超过了80%。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历年累计生产标致汽车10万多辆，实现税利44亿元，产品出口创汇6600万美元。1993年2月2日，以广州标致汽车为主体业务的香港骏威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一次融资达4亿多港元，轰动一时。 广州标致在广州乃至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有过它的历史功绩。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曾经说：“广标公司也曾有过辉煌。” ◎落伍 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成为广州标致的转折点。 由于前面说到的种种原因，广州标致产品出现积压，导致资金积压、运转失灵，各种过去掩盖的矛盾全部显现出来。1994年广州标致出现亏损，并且包袱越滚越大，曾经风光一时的广州标致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乘舟侧畔千帆过”，就在广州标致每况愈下之际，与广州几乎同时起步的国内其他企业却是发展迅猛。上海大众的“桑塔纳”从3万辆起步，不断发展，从3万辆到6万辆再到12万、16万辆，到1996年已经达到20万辆的产销规摸,从1984年到1994年的十年中，上海“桑塔纳”占了中国轿车市场60%—70%的份额；原来看似貌不惊人、同为“三小”之一的天津夏利，1992年形成3万辆的规模，到1996年达到15万辆规模，而此时的广州标致正在悬崖边苦苦挣扎。 广州汽车可谓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坐失几年大好时光。 尽管广州标致失败了，但它对广州的意义却是深远的。 广标之鉴 一度风光的广州标致，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为什么曾经一度红火的广州标致最后“死火”；为什么起步技术高于“桑塔纳”的广州标致最后卖不出去；为什么广州汽车“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在广州标致发展后期直到最后标致退出，广州都在思考、反思这个问题——“为什么”？ ◎广标失败的十大原因 原广州市汽车办副主任胡象生，在其《跨越崎岖》一书中总结了广标失败的十大原因： 一、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力度小。 从1985年起，广州汽车工业的总投入大约33亿元，其中广标公司15亿元，配套企业18亿元。而上海到1995年止，整车厂和配套厂的总投入已达103亿元。由于投资力度不够，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上海桑塔纳起步没有比广州早多少，而发展速度比广州快得多，投资力度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车型落后，后续产品跟不上，是广标公司陷入困境的致命伤。 标致505是法标1987年停产的车型。80年代，中国的轿车品种很少，规模不大，处于卖方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广州标致仍然很好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轿车品种不断增多，广州标致就逐渐失去竞争力。 上海桑塔纳，虽然车型也落后，但他们生产规模大，生产成本低，遇到滞销可以降价。而广州标致规模小，成本高，就难以降价。同时，上海早有准备，在1994-1995年推出了桑塔纳2000。说明上海在后续产品的考虑上，比广州高了一招。 三、质量不稳定，毛病多，经常要维修。 四、国产化慢，配件贵。 上海桑塔纳的国产比率1994年底就已经达到87％，生产规模又大，所以整车生产成本低，产品降价的空间大，销售有优势。而广州标致到1995底才达到80％国产化的验收，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水分”。 广州标致国产化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法标不积极。他们为了通过CKD赚钱，不希望加快国产化。到1995年底为止，法标供应CKD件的总额为33.3亿法郎（按1：1.5计折合人民币近50亿元），其价格一直是法标开多少发票，广标就付多少货款，从来无人审核。可以想象，法标从这50亿元的货款中取得的利益是很大的。当然，我们的配套企业投资力度小，技术水平低，也是国产化进展不快的原因之一。 五、销售体制不合理。 广州标致投产后，其产品销售是由骏达集团下属的轻型汽车公司销售70%，广标公司商业部销售30%，大家各自建立销售网点，没有统一的策略措施。在产品畅销时，争指标，争提车；在产品滞销时，就互相推诿，诸多埋怨，甚至竞相压价。 六、售后服务水平低，维修网点少。 七、法标战略的失误。 法标的眼光不长远，喜欢考虑一些短期利益。主要表现在： 1.只占小股（22%），不肯大投入（德国大众在上海的股份是50%），其股份主要用中方应给的技术转让费和法国设备入股。 2.总想控制企业，指望CKD赚钱，影响了标致的国产化。在法方当总经理期间，凡是进口设备，他们都坚持买法国的，尽管其它国家的设备质量好，价格廉，总经理也不同意。 3.法标到广标的人员，最多时达30人，到1994、1995年也还有20来人。由于当初签订合同时，不平等条件，法方人员的工资很高，法方20多人的薪金相当于全厂3000员工的薪金。 4.法标对三期工程，既不否定，又不推进，谈了三年也未签合同。说明他们既不想放弃中国市场，但又信心不足。如果从1993、1994年就下定决心，引进405，加快三期建设，也许法标不一定落到被迫退出广标的结局。 八、广标公司的管理跟不上。 九、领导力量投入的强度还不够，专业人才缺乏。 十、争取广东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不够。 上世纪80年代，广州市实行计划单列，有关文件的上报直对中央，广州市与广东省的联系和沟通相对就少了。那时，广东的轿车是“三驾马车”，广东抓湛江三星，东风抓惠州本田，广州抓标致，力量分散。 ◎尴尬的合作 曾任广州标致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兼总经理办主任的刘辉联回忆说，由于合资之初没有经验，技术、管理都倚赖法方，所以在总经理位置上也规定“前8年总经理位置由法方担任”。董事会11个董事，广州46%的股本派4个董事，法国标致22%股本3个董事，中信20%股本2个董事，其它两家法国巴黎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各派1位董事。按照当时的章程规定：要改变总经理的决定，必须四分之三的董事同意才行，由于数量的分配，法方占了3席，加上外方的其它2席，只要法方不同意董事会就不能通过，相当于“一票否决”。尽管标致当时投入很少，主要以技术入股，但决策上基本上由标致说了算。同时，纵然是只有4%股权的股东，对企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行使否决权。 时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汽车办主任的张房有对这一不合理的股比结构所造成的危害刻骨铭心：“跑一笔贷款，得5家股东都签字担保，一圈转下来，往往费时半年。实际上，多是广州方面单独担保。为什么我们没走破产的路子？破产就是破我们自己呀！” 法国标致占股22%，但只负责产品技术的提供，没有资金投入。广州标致搞好了，它所得不多，广州标致搞坏了，它也没有多大责任与风险。法国标致多数人都缺乏在中国管理汽车产销的实践经验，而中方管理人员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又过于依赖和软弱，难免造成失误和正当权益受损。而且，广州标致时期，以股东利益为重，总担心对方“搞什么鬼”，当时股东双方都是站在各自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中方把斗争放在第一位，从简单的维护中方利益出发处理问题。 一名中方董事调侃地说：“开董事会，那就是搞阶级斗争”，但最后常常以中方的妥协告终，因为技术、管理都由外方掌握。所以配件、设备总买法国人的，价格比外面的还贵。客观上由于广标批量小，国内配件厂质量低，加上法方不积极，国产化一直上不去。 原广州汽车办的李少谈到，由于股本结构不合理，所以考虑问题不一样，法标不会把利益的来源重点寄托在股权收益上，他肯定要考虑其它的渠道，比如说卖设备、卖零部件、收取技术转让费、派出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人员来收取劳务费等其它很多手段来赚钱。所以标致结束的时候广州标致亏了很多钱，但是法国人并不亏钱，总的还是赚了钱，所以股权结构不合理是一个很重要原因。 原广州标致总经理何焰辉（1994年法方8年任期满，何代表中方出任总经理）回忆道，当时法标一个人的工资是120万法郎（相当于150万人民币），相当于我们150个人一年的工资。当时法标派出20名高层管理人员来广州，这20个人的工资相当于广州标致3000名员工的工资总和。当时尽管做总经理，但何焰辉一个月工资就1500元，“法方管理人员一到周末就开车去打高尔夫，我们（中方）那时连想都不敢想”。 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导致后期广州标致质量问题。胡象生回忆说，当时为了支持广州标致，广州市的主要领导都带头坐标致车，一个尴尬的现象是：“广州标致老出问题，有的市长还下来亲自推过车”。加上售后服务非常不完善，广州标致在整个广州市区只有一个“喜龙”服务店，不少车出点小毛病不能及时修好，这使得广州标致的缺点被市场“放大”，社会各界对广州标致的批评愈演愈烈。 广州标致的失败，也是中国轿车工业发展史上步履艰难的一个缩影。就拿人们常说的车型来讲，当时我们自己没有开发能力，又不能同步引进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在工业大国，大批量的主流轿车产品通常5—7年更换一代，换代后的产品或转到发展中国家搞海外工厂继续生产，或是不再生产，产品的技术修改基本上便予以冻结。1986年之前，中国的汽车工业引进的都是“静态技术”——买图纸。1986年之后，北京吉普、上海桑塔纳、广州标致的汽车引进为“动态技术”：外方根据市场变化做技术变动时，中国的子工厂可与母工厂进行技术同步更改。与广州标致同时期的各合资企业在车型引进中，都是工业大国的上一代车型加上动态技术（随此车型当年变化的同步技术更改）。广州标致引进的504是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生产的常青树，505是80年代中期的技术，当时的确比较先进，但如果再引入换代的新车型需要另行谈判。这就是广州标致想上新车型（标致405或406）时困难重重的国际大背景。 ◎客观看标致 在谈到广州标致失败的原因时，有人说：“我们的产品很落后，引进的都是人家淘汰的产品。”对此，原广州汽车办的李少不这么认为，因为广州标致开始谈的时候是1982年，1985年就引进到中国来了。那时候开始谈的就是1982年投产的最新产品。505的生命周期在欧洲超过10年。桑塔纳4年都不到，就被淘汰出去了，在欧洲证明是一个失败车型，为什么拿到中国就这么成功？连国家有关部门的专家都承认，“广州标致从性能上优于上海桑塔纳”，为什么就不如上海桑塔纳，李少也曾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可否认，标致505在引进初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广州标致没有产品改进权。10多个春秋过去了，市场中“新人”辈出，可505依然故我。广州标致车辆的销售形势急转直下，一下子由顾客盈门变成了门可罗雀，产品因此而大量积压也在情理之中。 当时还有个大背景——国家强调的是实用技术，在引进的时候绝对是实用技术而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当时的标致504、505，还有大众桑塔纳都是如此。广州标致的老员工陈建伟提到，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尤其轿车跟国际水平的差距非常远，当时我们国家能够生产“红旗牌”、“上海牌”两个车，其实那个水平最多只相当于别人50年代的水平，而且都是仿造的车型，所以当时中国轿车的水平比人家的水平差很多。 据陈建伟回忆：“按照我当时所知道的，标致504、505引进的时候，当时这个车上有的一些技术，我们引进的时候也没有完全照搬，而是按照中国市场的特点作了修改。”最典型的一个修改就是轮胎，现在许多车都装了所谓真空胎，无内胎的轮胎。但是引进标致504、505的那个时候，505在国际市场装的就是无内胎的，也就是真空胎。但是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只有少量的高档车才装真空胎，如果你扎破轮胎的话，在中国根本没办法补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改回到老一代的产品，就是有内胎的轮胎。国产化不高，零部件配套水平低也是导致广州标致失败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行而广州标致却不行？由于上海、广州两个项目基本同时起步，不但广州包括北京的许多人都拿两个项目比，尤其是广州标致每况愈下的后期。 按照陈建伟的理解：“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配套体系，第二个就是政治环境。” 上海大众以上海来做基础去展开配套，当时它用了很多国家的政策，而广州却没有用到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中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时国家正好鼓励军转民。国家给了航空工业很多的资金，鼓励那些工厂上马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上海原来有很多航空部的工厂，就利用那个时机引进了一些汽车零件生产线，转产汽车零件。所以那个时代，上海桑塔纳、上海大众就灵活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使上海的整个零部件配套以及国产化有了一个好的平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因素。一个风波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法国“拉法叶”军舰事件——法国卖军舰给台湾。那么中国抗议，中国政府就对法国实行某种程度的抵制，使广州标致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个时候正好广州标致生产线在改建，正在建设几个关键的生产车间。广标的进口设备进不来，导致生产线比原定计划推迟了半年至1年投产。第二个事件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法国政府紧跟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当时广标正建设5万台的生产线，结果法国政府把所有的支援专家，包括那些设备供应商全部撤回去，整个新建车间的工程项目全部都停了下来。上海大众没有经此“折腾”，上海大众跟广州标致的距离就拉大了。 ◎加列维的短视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此。原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老总陈祖涛评价说：“广州标致失败，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法标总裁加列维对中国市场没有信心。” 陈祖涛回忆说：“标致的董事长加列维我接触过几次，他当时的观点是中国不是生产国家，你不会搞生产，汽车太复杂，所以他的政策就是赚钱，怎么赚钱呢？他用法国大量进口零部件来赚中国的钱，我们总装。你们要扩建，要搞大一点，他一分钱都不拿，完全靠你们广州背着，所以你们广州背了30亿的债，但他们完全不管。” 在公司出现困难时，法国不看好中国市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主要表现在对广标三期上。1992年广州就开始推三期项目，上15万台规模，连开发区东区的新场地都看好了，也和开发区定了，110万平方米作为广标三期用地，还打上“广标三期用地”的标志，很醒目，车型最初定406。1995年底广州专门派人参加法国标致406投产仪式，感觉效果不错。但是广州标致的亏损让法国人产生了动摇。 无独有偶，PSA集团（标致—雪铁龙）另一个项目神龙富康1992年刚刚投产也不行，神龙富康投资过100亿元、生产规模15万台，刚投产就面临亏损，法国人顾不上广州了。PSA集团在中国的两个项目运转困难，法国人就此作出错误判断：“中国市场不行。” 巧的是，当时广州标致和神龙富康两家公司的副董事长都是由一个人兼任。由于不看好中国市场，法方董事会当然也不积极，“对广标三期，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最终坐失良机。在广州本田投产后的两年，法国标致一海外部经理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感慨地谈到：“广标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国标致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未来汽车市场的判断失误。 ◎“前车之鉴” 1998年11月11日，也就是广州本田成立后不久，广州市人民政府汽车工业办公室专门对整个更换伙伴前后向市委、市政府做了一个整体汇报——《关于认真贯彻省市领导指示精神加快我市汽车工业发展的报告》，专门总结了广州标致失败的八大经验教训： 我们与法标合作12年，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十分深刻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吸取。总结起来，主要有：一是具有同等的股比和权益及义务是经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这是选择合作伙伴的首要条件。原广标的股东太多而且股比分配不合理，法标虽是产品技术的提供者，但只占股22%，广标搞好了，他们得不到较多的利益，广标搞坏了，他们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与风险。现在与本田合作，我们充分吸取了这一教训，合营公司只有两家股东，广州、本田各占股50%，中外双方达到了股权、权益与义务的统一。 二是配备一个懂业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原广标的总经理都是由法标派任的，他们都缺乏在中国管理汽车生产、销售的实践经验，而我方管理人员又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表现得过于依赖和软弱。因而，广标没能在起步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现在与本田合作，我们从董事会到管理机构都作了很好的加强和充实。 三是具备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原广标已经培养了一支汽车工业的人才队伍，但高层次的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仍然比较缺乏。现在与本田合作，我们计划首先在市内全行业抽调一些适用的优秀人才，下一步将向全国招聘、委托一些大专院校培训，力争尽快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四是在中外合营企业中，中方人员一定要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敢于保护中方乃至合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是忠实贯彻中方的投资战略和经营思想的根本保证。据了解，这也是上海赖以在与大众公司的合作中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我们与本田合作，一定要认真做好这一条。在重大和原则问题上，中方要统一思想，一致对外。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与外方的合作关系，并严格恪守合营合同及有关协议。 五是引进先进的技术，一定要坚持滚动发展的原则。其实，我们引进生产标致505桥车初期，505轿车也是有一定的先进性的，但由于我们没有产品的改进权，505轿车自在广标投产以来也没有实质的改进，10多年来仍然是老样子，这样必然落后。现在与本田合作，我们同时引进了两个新的车型，合营公司不但拥有产品的改进权，而且还要建立技术开发中心。 六是引进技术要同时引进先进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管理经验和方法。这是确保合作成功的重要手段。法标是世界著名的汽车公司，其本身的企业管理也有先进和成功之处，但我们没能掌握他们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现在与本田合作，我们一定要注意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一方面要求本田派出的驻在员要精通业务，务必是货真价实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另一方面，我们要选送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人员到本田参加学习和接受培训。 七是要建立富有竞争力的销售网络和高效周到的售后服务网络。销售网络不好和售后服务跟不上是广标及其产品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本田合作，将按照产品销售、配件供应、产品维修和信息反馈四位一体的原则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络。 八是在大力推进产品国产化时要严格执行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准。不能因为国产化而降低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 广州标致虽然失败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三大三小”的定点，让广州汽车有了再生的前提和“入门券”的资格；广州标致昂贵的“学费”，给广州汽车人好好地上了一课，避免以后少走弯路；更为重要的是，给广州培养了一批现代轿车工业的人才。 广州标致虽然失败了，但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哀兵必胜的广州汽车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书写新的辉煌，这才有广州汽车的今天。 广州如何跻身“三大三小” ——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陈祖涛访谈 广州跻身“三大三小” 记者：您最早接触广州的汽车是什么时候? 陈：1984年，就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在广东开轻型车工作会议的时候，那时候就建议广东搞轻卡。因为广州没有汽车工业。 到了1985年，我当时是中汽公司的总经理，叶选平同志到我这里来，希望搞个皮卡，我当时有顾虑，怕他搞小轿车，他说我搞皮卡，量也不大，1万辆。作为汽车工业来讲，1万辆是很小的规模。我当时犹豫，因为我没有权利批项目，权力在计委。叶选平的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你就照顾这个朋友吧。因为计委讲了，只要陈祖涛同意，签个字，他们就批准下来，所以这时我就签了。当时叶选平讲的很恳切，他说我们广东长期是在一线，任何工业项目没有我们的份，我们想搞工业啊，我的批量也不大。说了很多，所以最后批了，同意了就办了手续。 记者： 当时为什么怕广州搞轿车呢? 陈： 我们国家以前计划经济特教条，极左，说小轿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产物。这是国家经委的一个副主任在1981年亲自对我说的。他跟我说:你可以在《人民日报》写文章批判我，但是我定的规定里你不能多生产一辆汽车。我反过来问他:你上班下班坐不坐车啊?他说:坐啊!我说: 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不能够坐呢?结果,他无话可答。中国小轿车中央真正放开是1987年。 当时1987年8月份中央领导都到北戴河开会，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跟二汽的老总陈清泰还有几个人到北戴河，因为平常一个个找他们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好机会。我首先找李鹏，以后找姚依林，还有计委、经委的主任，就是希望小轿车能放开，结果说服了他们。当时这个气候也是时候了，姚依林还专门开了一个会，在北戴河，叫“三大”，一汽搞中高档，上海搞中档，就是以后的桑塔纳，二汽搞普级，别人都不能搞，当然后来还有像你们广州的标致、天津的夏利，还有贵州的云雀，叫“三小”。开始是一个企业都不能做小轿车，后来慢慢改革开放就好了很多。 你们看看历史，中国真正放开小轿车生产是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才十一二年，广本是1998年5月份签的合同，其余企业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合资，最后合资的是奔驰，是前两年的，所以小轿车就是这几年才发展。 本田当年决定与广州合作有远见 记者：您的记忆里,广州最开始搞汽车时是个什么情况?后来一步步是怎么发展的？ 陈：从标致开始，是广州发展汽车的起点。标致504、505这个车，是非常落后的，已经生产了20年，又来我们中国生产。标致的董事长我接触过几次，他当时的观点是中国不是生产国家，你不会搞生产，汽车太复杂，所以他的政策就是赚钱，他用法国大量进口零部件来赚中国的钱。所以12年来，1985年到1997这段时间，最高年产是2万量。广州要扩建，要搞大一点，他一分钱都不拿，完全靠广州背着，所以广州背了30亿的债，但他们完全不管。以后本田想在标致老厂房扩建，都是我们广州自己搞，自己出钱，所以广州就提出了“离婚”。叫他拿点钱都不干，我们再找新的合作伙伴。 当时广州市委书记是高祀仁，市长是刚上任的林树森，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当时他们两个私下跟我讲，说法国总统希拉克很快就要来，所以希望你能够帮助，跟上面打招呼，我们要离婚，他们不知道的话，万一希拉克提出来，就不好办了。我说我帮忙，我回到北京，第一找的是朱镕基和李岚清。李岚清说他当时不管汽车，管汽车的是吴邦国，把我介绍给吴邦国。吴很同情，他说这事情还要找曾培炎，曾当时是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主任，所以我又找到曾培炎，这些人都得打招呼。这样办妥以后，就跟你们的书记和市长说，他们都同意了，如果万一希拉克问起来，就好办了。 以后就谈“新结婚”了，就是把全世界主要的汽车厂都过滤一遍，包括欧洲的、德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南韩的都一个一个谈。当时我的看法认为比较合适的，产量比较高的是美国通用，所以我建议通用也要谈。我一直对日本人有点意见，我当总经理那么多年，跟丰田也好，日产也好，这些大公司都到中国来过，我也都跟他们谈过，希望跟他们合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合资了。日本人讲的非常客气，但是就是不和你合资，不拿技术，为什么呢？我们在1984年、1985年，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国外汇多了，进口汽车吧，于是一两个月就进口了40万辆汽车，重点是日本的，他们吃到这个甜头，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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