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树森打了一个“擦边球”，用广州人的“变通”灵活处理。林树森让市政府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给国务院的，一份给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内容一模一样，只是题头不同而已。林树森那时刚来，当时市政府办公厅的同志都很疑惑，哪有这样发文件的？“我告诉大家，特殊事情要灵活处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否则你就争取不到时间”。

1996年9月17日上午，林树森带着报邹家华、李岚清、吴邦国三位副总理的文件上北京，随身就带了秘书常敏一人。林树森回忆，到了北京，吃完中午饭就找到家华同志汇报，用了一个多钟头，向他详细汇报了广州汽车更换合作伙伴的问题。最后家华同志在市政府报上去的文件上作了批示，“从现在情况看，与法标难以合作下去，原则同意广州提出更换合作伙伴的意见，要妥善做好外方的工作，货比三家，选择新伙伴。请岚清、邦国副总理批示”。岚清、邦国副总理后来也在报告上批示，均表示同意。这样，从9月17日到9月18日，仅仅用两天的时间，就拿到了国务院三位领导的指令。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先报省里，再报国务院，再请国家各有关部门提意见，那一年都下不来，而且最后肯定也批不了。

⊙来之不易的“入场券”

拿到三位副总理的批示后，林树森到机械部找了吕福源副部长。看到三位副总理的批示后，吕福源同志也表示同意。事情到了这一步，尽管三位副总理都表示同意启动，机械部也没有意见，但还有关键的国家计委这一关。

曾培炎同志当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包括汽车在内，整个机械工业由他主管。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的关心和支持就成为广州到底能不能有新的汽车合资企业的关键。

1997年4月10日，林树森和张广宁到北京，正式以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和培炎同志汇报，但汇报的结果一时也没有定论，认为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依然是多数人的观点。

4月19日，曾培炎到深圳参加一个信息工作会议，借这个机会，林树森想方设法把他请到标致去视察，那次到深圳是和市计委的邬毅敏（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一起去的。也正是在曾培炎实地查看了标致的情况后，广州汽车更换伙伴的问题才正式在国家计委进入程序。

整个进入程序的过程中，培炎同志对这个项目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两条构成了“更换合作伙伴”的最终格局。第一条，当时国家正在考虑组建汽车大集团，由这些大集团到其他地方并购汽车企业，既然广州没有能力搞汽车国务院领导又支持广州搞汽车，那就请二汽、请东风进来，按照组建大集团思路走；第二条，曾培炎极力主张广州与本田合作。曾培炎的松口，让广州终于松了一口气。

1997年7月8日，时任市委书记的高祀仁亲自带队到北京，向曾培炎、吕福源等国家计委、机械部的领导汇报广州轿车项目更换合作伙伴的情况，要求国家大力支持广州。

尽管如此，广州汽车也不是万事大吉，当时还有许多人对广州汽车抱怀疑态度，万一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使广州汽车功亏一篑，因为当时对广州汽车来说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1998年3月，张广宁再上北京，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广州轿车项目更换合作伙伴的实施方案》国家计委还未批下来。情况十万火急，因为1998年恰好换届之年，原来的领导人都有可能变动，按照规定，国家计委批了以后还要三位副总理批，如果项目批不下来，可能一切得从头开始，还不知新的领导是否支持。

批不下来怎么办，张广宁想起来都后怕，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尽快让国家计委批复广州方案。

张广宁拿着方案，直接到国家计委找曾培炎副主任，当时国家外经贸部、机械部都已加了意见，就等国家计委的最后批复。到了国家计委，秘书告知曾主任在开会，并且会后不回办公室，直接要到另一个地方接着开会。于是张广宁就站在会场的门外等，一直等到曾培炎开完会出来。曾培炎一出来，张广宁就马上堵了上去，尽管曾培炎觉得有点突然，但还是理解。于是张广宁赶紧汇报，时间只有从会议室到上汽车的这一段，曾培炎边走边看材料，张广宁则边走边汇报。曾培炎看完后说：“其他部门都给了意见了？” 张广宁回答：“机械部也签了，最后就等您了。”最后培炎同志思考了一下，拿出笔就签了。

时间是1998年的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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