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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那时多少豪杰 一月人气:382
作者:朱正 一周人气:17
定价:28 元 总数人气:7311
ISBN号:9787218094069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14-8  
开本:32  
页数:248  
装帧:平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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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那时多少豪杰》是朱正先生的晚年自选集,收入了对李大钊、白坚武、叶德辉、胡风、聂绀弩、丁文江、徐铸成等现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其可读性远胜厚重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片断叙述真实而新鲜。 ...

作者简介

朱正,一九三一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是编辑。一九五六年出版《鲁迅传略》;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七九年平反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同年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后来出版有关鲁迅的著作有《鲁迅传》《鲁迅手稿管...

评论选读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 &nb...

作品目录

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

关于叶德辉之死 

从曹州教案到普方协会

隔膜——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聂弩绀的“运动档案”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知识分子和老百姓

胡适的苏联观

亚纳耶夫的最后一搏

丁文江这个人

《胡适文集》前言

《鲁迅后期杂文选集》序言

冯亦代徐铸成卧底异同论——读《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附录:自述:从鲁迅研究开始

精彩章节

隔  膜

——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札记

我读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越读下去,就越想起鲁迅那篇谈清代文字狱的名篇《隔膜》:

凡这等事,粗略的看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

发生在1955年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可以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场(按时间先后排列)大文字狱。这一冤狱的发生,有很复杂的原因。就事主胡风这一方面来说,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隔膜。

胡风是个怎样的人?他在《我的自我批判》中说:“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尽管毛泽东拒绝接受他的这个自我批判,以为是“继续欺骗读者”,“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不过其实,这倒真是胡风的由衷之言。

尽管胡风本人的愿望或者说自我感觉是这样,可是由于隔膜,矛盾和摩擦早就产生了。1936年他同周扬之间就有两个口号之争。在革命胜利的前夜1948年,就为了批评胡风,在香港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一步一步,他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中的“异类”。“完全把我当做文艺工作上的惟一的罪人或敌人”,这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说了许多次。

使普通人感到难于理解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多年来一直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这在“三十万言书”里也是几次写到了的。例如,他曾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 “希望能够解决组织问题”(56,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页码,下同)1952年他把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他就计划“搬京后申请解决组织问题”(63)。到了1953年1月,这时,批评他的会已经开了,他也奉命写检查,却还是在1月28日向邵荃麟提出申请解决组织问题。“我不提出能够通得过的检讨就不能解决组织问题,早已有同志告诉过我了;还有同志忠告过我,现在提组织问题一定被拒绝,等检讨了自然会有人找我谈的。现在向邵荃麟同志提出,是经过了慎重考虑,以为非提出不可的。”(74)从这里,是很可以看出隔膜的程度的。

当时要求胡风检查他自己理论上的错误。他检查了,并且还真检查出来了一条。他在《论民族形式问题》里,论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他说的是:“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现在他检查出来,这个提法违反了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是:“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既然提法跟毛著不同,胡风承认当然是他自己错了。“检查出来了这个原则错误,我就口头向林默涵同志汇报了。”(67)胡风认为,这当然应该算是自己认识上的进步。可是令他沮丧的是,“对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是我自己检查出来作了检讨的,但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在文章里提都不提一句。”(76)不但不提,而且,在批评胡风的会上,“林默涵同志甚至把我自己检查出来的关于五四当时领导思想的错误提法也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再说一次。”(72)

这事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提了许多次,显然他是把这看做一件大事。其实,跟《新民主主义论》的提法不一致,也不一定就要把它看做错误。这里,可以举出毛泽东本人的说法作为参照。

事例之一是:一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中山大学党委认为此人说的“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于是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并提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在这报告上写的批语是: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注: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9页)

事例之二是,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谈到《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毛对两位外宾说: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710页注〔17〕)

可见,在毛泽东本人看来,《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断,并不是不可讨论不可改动的。胡风把自己在没有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写的一段话当成大错误来检讨,更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把毛泽东放在一个怎样神圣崇高的地位。

这在胡风,确是十分注意的地方。在“三十万言书”中,他对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进行反批评,也总是说他们“把毛主席的某些原则歪曲地做成了庸俗社会学的教条”(40),表明自己只是反对他们对毛的歪曲。可是毛却不这样看,他在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一条按语中断定,胡风所用的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115页)。因为毛知道,周扬、林默涵、何其芳,是他放在文艺工作方面可以信任的代理人(至少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敢)歪曲毛的意见。这一点,后来甚至用决议的形式表述了出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毛泽东思想,说是“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反驳的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那些论文,都属于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他们丝毫也没有“独出心裁”。“三十万言书”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其实是在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论战。

“三十万言书”在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的时候,所用的一个重要武器是苏联的文艺理论。这还是从“左联”开始的传统,那时把苏联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文件,都当作经典翻译介绍过来,甚至像鲁迅和冯雪峰,都曾经大力从事这一工作。在“三十万言书”里,我们看到,斯大林的一句“写真实”成了胡风的重要的论据,此外就是苏联报刊上一些论文译文的大段摘引。加里宁的话也不只一次加以引用,甚至还写下了“加里宁的目光如炬的科学分析力量”(120—121)这样的话。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表示出他的隔膜来了。“三十万言书”是1954年写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死了一年了,苏联社会和政坛已经进入了后斯大林的时代。虽说明白表示出这一点的苏共“二十大”这时还没有举行,但已开始出现情况将有所转变的迹象。1954年3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国内报送了《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指出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起已见端倪,到7月份便已十分明显。大使当然能够掌握驻在国政治空气的变化,胡风接触不到直接的信息,没有能够感觉到已经开始的变化,是不足怪的。只是他还跟过去一样把斯大林奉为神圣,把他的话奉为经典,不能不认为这表明他对苏联情况的隔膜。

胡风还把加里宁捧到很高的地位,和恩格斯、列宁并列。其实他不过是苏联政坛上的一员高官和福将罢了,并不是什么理论家、思想家。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是他哪一位秘书的作品,写的也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套话。在“三十万言书”里,这些也被当作经典不止一次地加以引用了(119、147)。

在向林默涵何其芳作反批评的时候,“三十万言书”中还多次引用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作为论据(如111)。胡风没有想到,写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的这个定义,只不过是斯大林文艺政策的产物。随着后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这个定义就受到挑战了。1954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在所作的报告中就发表了批评这个定义的长篇议论。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了何直(秦兆阳的笔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响应西蒙诺夫,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公式。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没有敏感到将会发生这些变化吧。

胡风和林默涵何其芳的争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这里且不去说它。但是可以指出一点,至少,林默涵说胡风“看不到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111)这一点,是并没有冤枉胡风的。有趣的是,胡风针对这一批评所作的辩解,恰好是坐实了这个批评。你是说我看不到这“根本区别”吗?胡风的辩词是:“这区别,在斯大林的‘写真实!’的原则里面似乎找不到根据”(111)。接着,他引证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所载的那个定义,并对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定义中有一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胡风的解释是:这就是说它“也是从现实主义传统中所含有的宝贵成果发展出来的”(112);定义中有一句“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胡风的解释是:“这,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中宝贵的成果的,过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112)。他的这些解释,岂不是在努力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二者的区别么?

胡风还引证了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的话:“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129),并以此为论据,发挥说:“马林科夫用‘现实主义’的要求指出了文艺的任务,并不是大意地省去了或者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更不是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始终混淆不清’的。”(113)他以为马林科夫报告中的这一提法表明,是没有必要强调这二者的区别的。

其实,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是应该看到这二者,即旧现实主义或者叫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原则区别或者说根本区别的。不论从定义来看,还是从作家实践来看,这区别都是十分明显的。定义中说的,“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就是说,不是要去写实际存在的现实生活,而要去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例如某种萌芽状态的“新事物”,甚至连萌芽也还没有,而只是根据政策要求理应出现的“新事物”。简单些说,批判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只是希望它将会出现的东西。举具体的作品为例,像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些被认为是旧现实主义或者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不是这样。举斯大林文学奖得主巴巴耶夫斯基为例,他的获奖作品《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都是被宣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大收获的,写的却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人物和事件。

胡风这一位鉴赏力甚高的文学评论家,他赏识的是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样能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厌恶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伪文学,处在当时那种理论环境中,他就只好努力来淡化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区别。而周扬、林默涵这些领导文艺工作的官员,当然不会欢迎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他们提倡和鼓励的,当然是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粉饰生活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强调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原则区别”了。

在“三十万言书”里,胡风的宗派情绪还是表现得颇为清楚的。说“反革命集团”,当然是冤案。但是说他有“宗派情绪”,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见《我的自我批判》)。说到宗派情绪,周扬也是有的,周就对胡风说过:“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66)。胡风也一样,也是把亲疏关系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

一是文化部编选的《新文学选集》里没有选入丘东平的作品,胡风对此不满,批评说:“他(丘东平)是党员,又是在抗日的敌后战场(新四军)上牺牲了的惟一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海陆丰革命斗争中的人民和新四军的战士,给他在《新文学选集》中保留下来,在单纯的政治影响上说也应该是有意义的,至少也不应该不选他而选上庸俗作家王鲁彦之类。想不到我的情况使死者都受到了拖累。”(57)

胡风认为,是因为丘东平同自己的友谊才妨碍了他作品的入选。《新文学选集》未收丘东平一事是否恰当,这事当然可以讨论,我想,把他收入应该也是可以的吧。只是要问:为什么未收丘东平,就不应收入王鲁彦呢?凭什么说王鲁彦是“庸俗作家”呢?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入了他的两个短篇,序言中说他“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并且给了这样的评语:“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对这一位不幸短命(1902—1944)的作家,在《新文学选集》里给他留下一本,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

再举一例。路翎当然是因为受到胡风的拖累而受到压抑的作家,以致没有能够尽其长才,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可痛心也极令人愤慨的损失。“三十万言书”中一再说到他被压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不过,胡风以沈从文、张恨水作对比的陪衬来立论,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说,“沈从文、张恨水都可以写,而且还能得到领导同志的词意恳切的鼓励,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笔去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不可”(305),后面还说到似乎沈从文、张恨水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

甚至对于沈从文,也用“求贤”的态度词意恳切地劝他恢复创作生活,甚至对于张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国家出版社出版,还劝他把能够靠“题材”吸引读者的“梁祝故事”写成小说,由这来建立他的作家地位。(332)

大家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这以后他出的书,只是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这些了。可见词意恳切的“求贤”,并没有能够消除沈的顾虑。不知道胡风会不会想到:沈从文、张恨水也是有才能有成绩有读者的作家,如果说剥夺路翎的写作权利是错误的,那么不给沈从文、张恨水写作的条件倒是正确的吗?

胡风从一开始,就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的形象同公众相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情绪(以左右分亲疏)和左倾观念,他都有。就是后来,他同周扬、林默涵论战,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题绝对不能容许的。”(93)这岂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吗?

最后举一个例:1951年,发生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这事,“三十万言书”是这样说的:“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42)。可见他对这一场大批判是毫无异议的。1985年,胡乔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事,他说: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而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却是赞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给影片作了“反动的”定性。我看到这些地方,忽发奇想:假如命运安排胡风坐在周扬的椅子上,情况会怎样呢?就艺术感受力和文艺理论水平来说,他大约要高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写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他同样会组织这样一场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当作敌人,受了那么重的打击,真不能不为他抱屈。

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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