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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类
书名:衙门这碗饭 一月人气:455
作者:陈四益 一周人气:43
定价:28 元 总数人气:8070
ISBN号:9787218093727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14-8  
开本:32  
页数:228  
装帧:平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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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杂文家陈四益作品,包括两组文章:“读与思”,是读书之感;“思与忆”,是对“文革”前后生活片段之忆。 如陈四益所言:读书,若是直不起腰板儿,以为其中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生怕自己领会不来,是极苦的...

作者简介

陈四益    当代著名杂文家。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学就读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文革”期间下干校,进山沟,入工厂,当记者。一九八一年调《瞭...

评论选读

中国的帝王们也不这样想。他们一个个牛皮烘烘,都想当有道的圣君,恨不得天天有人在耳边唱颂歌,决不肯承认自己治理的社会并不曾达到“天下有道”。何况孔老先生立了一根绝对化的标竿在那里,如果“庶人有议”,岂非...

作品目录

读与思

孔子标准像

读《论语》

从美刺到扯淡

历史的吊诡

历史的颠覆

历史上的酷刑

佛门一出戏

请愿的结局

人格的尊严

主子只有一个

信仰的隳败

衙门这碗饭

神仙局

读画知人

读剧小札

思与忆

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挖蝇蛹  数蚊子  轰麻雀

达标

我们曾把老师赶下台

找敌人

读书的事

名字的悲喜

造像的悲喜

“最高指示”

稿费

改名的故事

一夜间我改变了“成份”

分配:拉到籃里就是菜

靠山进洞                                                            

四边方略                                                             

人生际遇

不成片段的回忆

精彩章节

历史的颠覆

                   

常听说:“这是历史形成的”或“历史证明的”。似乎既成历史,便铁板钉钉,无可移易。但是,历史并非都是靠得住的,写成文字的史书并非都是不能颠覆的。

    历史之所以靠不住,可以是由于“文献不足”,孔子已有此叹。司马迁,良史也,无论史德、史识、史才,都让后人钦敬,但他作《史记》时,许多史料已湮没无闻。据说墨子曾“见百国春秋”,太史公能见者就寥寥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史书,先秦只得23种)。尽管他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著述、档案,还辅之以见闻、游历所得,终究不免“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刘知几语)何况后之德才识皆不如而史料掌握更为疏阔者。

然而,史料不足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这是不错的。但说中国也是一个修史必须看皇上或权要脸色的国家。这大概也是不错的。虽然因齐太史、晋董狐秉笔直书,世代舆论树为良史的标杆,但正因为这样的史家罕有,所以特别为人乐道。事实是历代秉笔直书的史家大都没有好下场。那位“齐太史”,连同他的弟弟,都因不看上面脸色,掉了脑袋。所以,后世修史者大多“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这样修出来的官史,无论“好人”、“坏人”,欲求靠得住,不亦难乎——子贡有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同样,尧舜之善,也未必如是之甚也。只不过他们充当了“箭垛式”的人物,所以天下之恶与善尽归焉。近求诸史,也依旧沿袭着这个传统。“文革”前史书之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文革”中之于刘少奇,因为被指为“机会主义头子”,也都成了众恶之渊薮。众恶皆有所归,众善自然也便归于另一类未必一贯正确也未必无比伟大的“箭垛式”人物了。

    史官是皇上任命的,史馆是皇家开设的,史料是皇家垄断的。所以鲁迅说过,先前的正史等于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即便这样,那些“谱主”也还是不放心,生怕一不留神,上了书,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保持史实的真实性,也为了使最高当权者有所忌惮,按规定,帝王的一言一行史官都要记录在案,而记录这些言行的《起居注》帝王自己与他的后人是不能看的。但历代不断有帝王看、删《起居注》的事件发生,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也不能免。这样看过并删过的《起居注》,见不得人的都被芟夷,剩下的自然只是伟大光荣的颂辞了。

越是雄猜之主,对历史越是不放心,但也对历史越是缺乏敬畏。因为他们觉得,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要成了胜利者,大权在握,事实可以修改,材料可以编造,历史不过是他们可以随便打扮的女孩儿。这一点从古及今,概莫能外。他们以为这样编撰的历史可以千秋万代,成就英名。然而,人既云亡,权亦易手,后来的权势者,又会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另一些原有的或编造的史料改写历史。完全相信各种史书的撰述,大抵都是呆子——大抵。

    中国的史书大多是后朝修前朝的历史。这样似乎可以少一些忌讳。其实未必。新朝的“笔杆子”为了颂美新朝,必增夸饰;贬抑旧朝,必多诋毁,全相信也要上当。

    事实上,既往官修的史书,大抵都经过粉饰与取舍,因此都不是完全靠得住的。有眼光的史家,总是要对照野史记载,比照原始材料以及各种新发现的资料、文物,自己向地底下看。今人之重视口述历史,重视中外各种解密档案,那意思也是想多一些参照系,以免被编造的传说瞒过。

    除了史料的不足与增删,除了权力的横加干预,史家的学术品格也直接影响着史书的可信。畏权势者,阿意承旨,篡改历史;护亲尊者爱憎由己,高下在心;泄私愤者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于材料,或取或弃,或显或隐,或偷梁换柱,或断章取义,即《史通》所谓“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这些毛病,非但正史,就是野史笔记,民间著述,个人回忆,口述历史,亦不能免。

    对历史的亵渎,势必导致历史的报复。这报复就是公众对历史失去信任,乃至全盘颠覆。以为生前销毁材料,删定史实,统一“口径”,乃至钦定史书,便能永远保定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者,大抵也是呆子——大抵。须知,及至尔曹身既灭,能禁他人论短长?可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雍正乾隆,一切被颂为“英主”者,大都有些霸气,以为无所不能,因此也就有此呆气。

    对历史的不信任,引起对历史的颠覆。小颠覆是对一人一事的考订发覆,纠错订讹,翻案重评,以尽量恢复历史原貌。但若谎言太多,整部历史便都会受到质疑。质疑越多,编造的历史便越不足信,于是,那虚假的构建便有整体崩坍的可能。历史的崩坍,难免玉石俱焚。有人以为继续维护虚假的历史,或可维系自身的地位或维系那动摇的王朝,殊不知这种维系恰恰是这王朝催命的无常,因为承袭错误,不思更张,令人更加绝望。

     以绝望的心态对待历史,是一种虚无。一切对的、错的,崇高的,卑劣的,应当摈弃的,值得保留的,在这种虚无面前尽归于尘土,而信史的重建,将是更加长期艰难的过程。

十一

    明末清初,有过这样的例证。一个是山东人贾凫西;另一个是湖北人熊开元。贾凫西的《历代史略鼓词》,“将盘古以来,中间如许年的故事”“一一替他捧出心肝,使天下后世的看官,看他个雪亮。”他不但颠覆了史书上“君贤臣良、父慈子孝”的光鲜门面,认为一部历史“不知便宜了多少鳖羔贼种,埋没了多少孝子忠臣”;而且否定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说教。此书读过的人较多,不再赘引。熊开元的《击筑余音》则读者较少,不妨略引少许。

十二

    熊开元,湖北嘉鱼人,天启乙丑进士,做过崇明知县,在闽中唐王麾下当过大学士兼行左右副都御史的官职。后来,看到事不可为,已经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及各派势力间还要勾心斗角,形同水火,便称疾引去,后又弃家为僧,号蘖庵和尚。

《击筑余音》散曲一套,前后各缀一诗,道是“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清音”。他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直写到明亡,把圣君贤相、孔孟老庄一概骂倒。

十三

    对三皇五帝,他道:“女娲氏你斫甚么柱天鳌,有巢氏你架甚么避风潮(巢?),那不识字的老伏羲你画甚么奇和偶,那不知味的老神农你尝甚么卉和草。更有那惹祸招非的老轩辕,你弥天排下鱼龙阵,匠意装成虎豹韬,便留下一把万古杀人刀”。

    对尧舜,他道:“笑笑笑,笑那唠叨置闰的老唐尧,你何不把自己的丹朱来教导?笑笑笑,笑那虞庭授禅的女夫姚,终日里咨稷契,拜皋陶,命四岳,杀三苗,省方巡狩远游遨,到头来,只博得湘江两泪悲新竹,衡岳枯骸葬野蒿。试向那九嶷山前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好。”

十四

    对孔孟,他道:“最可笑那弄笔头的老尼山(按:指孔子),把二百四十年的死骷髅提得他没颠没倒;更可怪那爱斗口的老峄山(按:指孟子),把五帝三王的大头巾磕得人没头没脑;还有那骑青牛的说玄道妙(按:指老子);跨鹏鸟的汗漫逍遥(指庄子)。记不得许多鸦鸣蝉噪,秦关楚蹻,兰卿鬼老,都只是扯虚脾、斩不尽的葛藤,骗矮人、弄猢狲的圈套。”

十五

    对秦、汉他也没有什么好话。等而下之,更是些“鼠窃狗偷”、“马前牛后”、“狼奔豕突”、“狗屠驴贩”、“枭唇鴃舌”的东西。及至明末,更是污秽不堪:“胡哄哄闹一回,痴迷迷溷几朝。献不迭歌喉舞腰,选不迭花容月貌。终日里醉酕醄,烧刀御量千钟少。更传闻,圣躬坚巨赛敖曹,却亏了蟾酥秘药方儿妙。没来由、羽书未达甘泉报,翠华先上了潼关道。一霎时南人胆摇,北人气骄,长江水臊,钟山气消,已不是大明年号。”一个腐败的皇家,腐败的官场,大明的气数也就尽了。

十六

    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面对一群醉生梦死,全不以生民为念,全不以社稷为重的官僚群,熊开元绝望了:“呸呸呸,俺老先生摆手摇头,再不来和你们胡厮闹。”绝望到了极点,便会对他毕生信奉的一切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乃至全部历史架构产生彻底的怀疑,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也因此崩坍。

十七

历史的颠覆是可怕的。绝望的若只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还可以逃禅,可以隐居,可以闭门推出窗前月。若是绝望的太多,信任完全丧失,接下来便是社会动荡的到来。但因此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明智的办法,是及早革新政治,整顿吏治,扫除腐败,改善民生,在生活中重构历史,而不要指望涂饰历史、掩盖黑暗。压制不满,只会加速而不会维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可惜历来的统治者都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所以才不断会有颠覆历史的《击筑余音》绕梁。

找敌人           

    先前的各次运动,虽然都有“敌人”,但因我尚年少,不过跟着哄哄,最多只是所谓“站脚助威”,帮个人场。但到1964年的“四清运动”(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已留在复旦大学任教,同在读的学生一道下乡,就免不了要“独当一方”了。

    “四清”起初的意思是“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物”,即所谓“小四清”,但到了这时,早已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了。

下乡之前,当然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掌握政策,武装思想。办法就是学习文件。文件无他,主要是中央前后两个《十条》(即所谓前十条和后十条)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谓“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四清”的总结。刘少奇在北京动员高级干部下去“四清”的会上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这个“经验”后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党,就成为所有“四清”工作队员的必读文件了。按照两个《十条》和那个经验,真把人吓了一跳,据说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即我党)手中,已经变质。所以下到乡里,当地的党组织和干部都不能信任,要靠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得玄玄乎乎,听得心惊肉跳,好像今日农村处处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阶级敌人”设下的圈套。王光美的思想是否就是刘少奇的思想不得而知,但刘少奇赞同这样的估计和分析则确凿无疑。

    下去不久,又传达了“小站”经验,那是陈伯达和周扬各自在天津小站蹲点“四清”的总结。详情已经记不真了,只记得是把袁世凯小站练兵当作历史背景开头的,后来的情形则同“桃园经验”一样,需要夺权,还“揭露”了两个假“劳模”,说是阶级异己分子云云。国家建立已经15个年头,一直说是英明领导,成就空前,怎么一下又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手中,实在匪夷所思。现在想想,其中或有玄机。经历了三年多的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的人,总得有个说法,要有人负责。上面既然伟大光荣正确无可以移易,逻辑的推演,问题自然出在下面。于是,农村基层干部就成了待罪羔羊,要担当起破坏“大好形势”的罪责。但那时不敢也不可能作此想,上面这样说,哪敢怀疑。只不过,形势竟如此险峻,令人忐忑不宁。

    我去的是上海郊区的奉贤县。市里派下的工作团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任总团长。全县宣布“四清”正式开始那天,枪毙了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过了40多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那阵势很有点出师祭旗的肃杀。当时,一些文艺作品描写农村阶级斗争的通行套路是:“队长犯错误,支书去帮助,贫下中农来忆苦,背后揪出个老地主”,所以,运动伊始,大都先把“四类分子”(指已经戴上帽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集中训话,令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同时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四清运动立一个下马威。有的学生还在屋顶上用石灰水刷出大标语:“四类分子永无出头之日”!此事被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知道后批评说:如果“永无出头之日”,他还有什么希望?没有希望,还会努力改造吗?这才停止了“标语战”。那时觉得陈传纲言之有理,不料两年之后的“文革”中,陈传纲的这些话又成了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证”,他也因种种原因叠加,服安眠药自杀了。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四类分子”毕竟只是浮在面上的,有名有姓有档案,好找。难办的是怎么从好人堆里找出“敌人”。

    我被分配到奉贤县胡乔公社的秀才大队。大队工作组组长是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姓叶,一位严肃但并不过激的女士。这个大队一共有13个小队,工作队员除去复旦的师生、党校的教员,还有宝山县的机关干部。

    我同另两名工作队员——一位是复旦的学生,一位是宝山县的年轻干部——分到了第13小队,是全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总共只有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没有富农,也没有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从这十几户人家中找“敌人”,真不知如何下手。按照桃园经验,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但这“根”扎在何处,就是个难题。队长、会计尽管都是雇农、下中农之家,但现当着干部,是运动的对象。若是一头扎进去,说不定就“进了圈套”;几户中农,虽是普通农户,但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属于动摇不定的中间力量,难于依靠;再有,同队长、会计沾亲带故的,也要防范。左排右排,最后只剩下两家合于标准。一家姓姜,一家姓唐。出身贫农,不当干部,唐家的大儿子还是复员军人。于是,我们分头住进了这两户,算是扎“根”了。其实,若按生活水准,这两户倒是生产队中较为富裕的人家。一家的老爷子是木匠,年事已高,不宜农活,每天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泡泡茶馆,也揽点活儿,晚上回家再带些小鱼小虾,伙食开得不差;另一家因为劳力强,在队里也比较富裕。但按照阶级分析,也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别无选择,也好,省得犹疑不定。

    根扎下了,“敌人”呢?上面只说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手中,可到了一个个大队、生产队,谁是“敌人”,还得自己去“挖”,挖深挖浅,挖多挖少,据说就看你阶级斗争立场与敏感如何了。如果挖出的“敌人”多,斗争激烈,自然成绩卓然,可以博得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考语。可我在队里横看竖看, “死老虎”一只没有,“活老虎”四顾无踪。别的生产队烈烈轰轰,又是批斗地、富,又是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检举,热火朝天,心里真是发毛。这样冷冷清清,成何了局?

    我们倒也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队上十几户家家跑遍,几次三番,可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

    队长名叫陆益余,有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土匪,但查无实据。也有人说他家是赤贫,“日脚过得老作孽”(沪语,即日子过得很可怜的意思)。到他家看看,床上除了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用一条草绳束腰。 “解放”已经十五年了,竟仍旧一贫如洗。他十分委屈地说:土改时,工作队要搭台开会,他把门板也拆下来送去,到现在那扇门还是没有装上,后来一直是上级叫做啥就做啥。家里有什么?全都看得见。看到他的家境,心里有说不出的怜悯。这样的赤贫户,要说他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谁信!

    会计姓何,年纪很轻,大约初中文化,老老实实,不是那种花样很多的人。虽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生产队并无多少油水。访贫问苦的结果,社员也没有反映出队里干部有什么不法之举。只有一位社员吐露了对队长的不满,但听来听去并非什么违法乱纪或贪污盗窃,倒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意气,何况那些意气,其他社员并不认可。

    在高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我竟然一个“敌人”也看不到、抓不到,心想至少是“嗅觉不灵”,“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恐怕就难以过关了。

大队工作队员开会时,各队都大有斩获,查出了多少多少“四不清”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干部交代了问题。唯独到了我这个队,毫无进展,心情更是郁闷。后来听说有些队里大搞“算账”,譬如,有一位社员检举干部吃队里鱼塘的鱼,另一位社员揭发干部吃了桃园的桃子。于是,就同干部算账,一天吃几斤鱼,一年365天总共吃了队里多少斤鱼;一天吃了多少桃子,一年总共吃了多少桃子。这样算出来的“多吃多占”,在高压之下,干部们也只好认账。但我不敢效仿,也不会造势威逼,所以除了经过反复宣讲政策,多半还是借助了其他队的威势,会计自己坦白了曾经私拿过几十斤面粉,再无别的发现。

    大概觉得十三小队太过冷清,大队工作组长亲自来听了一次“帮助会”,会上社员对队长、会计说了许多心里话,既肯定了他们的劳累,也批评了他们的缺点,队长、会计也都表示诚恳接受。会开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奇峰迭起。我想组长一定会觉得太过冷清,不料她却说“群众发动得蛮好”。这倒使我放下了心。后来,相邻一个小队的会计由于扛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这事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小队负责的工作队员(一位法院的干部)也因此调离。那种施压逼供的办法才渐渐收敛。

    没过多久,传达了最高层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虽然回过头来看,“二十三条”同样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的文件,但因为把对象从基层转到上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顿觉一松。果然,不久就通知学校的工作队员全部撤回学校,那些在高压下取得的“战绩”,大体也马马虎虎一风吹了。因找不到“敌人”而积聚的烦恼,心头的重负,也便就此消除。

直到一年以后,才渐渐领会到所谓“二十三条”,非但不是放松阶级斗争,而是筹划着更加激烈的一场清洗运动。上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下到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整得呜呼哀哉。这才懂得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真实含义。自“大跃进”以来惹下的祸胎,刘少奇想把责任推到基层干部的“四不清”上,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责任必须栽到一条“由上到下、又粗又黑”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上,栽倒由上到下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借以维护所谓“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

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找不到“敌人”的我,到了“文革”之时更是一头雾水,怎么上上下下一大批“老革命”一夜之间都成了“老反革命”?此是后话,暂且带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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