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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类
书名:大战略 一月人气:123
作者:公方彬 一周人气:7
定价:55 元 总数人气:452
ISBN号:978-7-218-10738-7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16-02  
开本:16  
页数:430  
装帧:平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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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中国崛起的一系列大战略进行系统解读,包括“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四个专题。作者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就习近平总书记新政治观和新设计师定位,...

作者简介

公方彬  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担任了北京青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等10余所高校的客座教授、顾问。上报...

评论选读

编辑推荐:(必填项,100字左右的图书亮点介绍) 1. 中国崛起大国战略如何突破?转型中国大国路径如何设计?全球博弈大国军队如何变革?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强力解读中国全球竞争大战略 2. 新政治观奠定中国崛起战略...

作品目录

思想家,远看很美——代序
引  论
大战略源于大思想
中国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问题
•1•大国领袖
引言:大国需要大国领袖
习近平的新政治观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从推进改革角度明确习近平“新设计师”形象
转型中国需要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将“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纳入习近平执政思想体系
解决任意解读“四个全面”的关键是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着力构建的是精神大厦
习近平清新执政三部曲:强改革重法治铸精神
“习式风格”引领官员人性回归
习近平言论蕴含执政新思维
拓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路径
•2•大国交往
引言:民族复兴需要更宽阔胸怀
中国崛起的深层制约和出路
中国不能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梦亟需进行国际化解读
崛起中国需要创新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中加交流与合作
参与大国博弈的中国需要结盟
提升高铁输出的战略高度
核心价值与高铁一同输出的逻辑和意义
由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看大国崛起的本质
国家力量支撑不起膨胀的民族心理
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承压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可预见时间内将一直领跑世界
以重构中美战略关系铺平我大国道路
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
以自我超越推进中国大国进程
参与大国博弈从找寻解决俄乌争端方案做起
探寻中国外援效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措施
我从利比亚撤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美国“致命伤”具有其实意义
•3•大国治理
引言:精神缺失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大障碍
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深层问题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警惕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
以体制机制突破遏制高官政客化
龚自珍更法改制思想的现实意义
依宪执政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
创新是繁荣中华文化的根本路径
洛克分权制衡学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
和谐社会是终极追求的阶段性社会形态
以放缓发展速度实现社会平衡
以超常规用人应对反腐人才短缺
以新思维推进新疆治理与反恐
虚拟世界确有设置边界的必要
全球网络博弈与网络管控
•4•大国军队
引言:惟改革才能将中国军队推向世界
军队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
新军改是我军建军治军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军队改革方案背后的考量
军队建设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依法治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筹划未来作战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军队思想和精神建设步入重大转型
我国阶层变化过程中的军队精神支柱问题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军队拥有的特殊权力与权力运行规则
三大助动力推进强军梦
我军已经走上强军快车道
军队廉政建设力度空前加大
人民军队更要大兴清廉之风
全球化视野下的军队意识形态斗争
军队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新情况与对策
军队改革将给文艺队伍带来深刻影响
社会该对军队多高的期待和要求
军队不必在党和国家间选边站
军队反腐难的深层次原因
增设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强军目标
军官下连当士兵的目的和意义
追求世界领导力的加拿大军队
特殊鲜明的澳大利亚军队

精彩章节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中国愈来愈接近世界中心,世界必须接纳中国参与规则制订,这是大趋势。习近平拥有鲜明的执政风格与超出预期的执政能力,因而中国政治快速而又深度进入习近平时代。二者既是现实,同时处于进行时。怎样才能加速推进两大趋势,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十分关键。换言之,确立习近平新政治观,是中国与世界实现良性互动的要求,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
一、政治观的突破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实现代际更替的根本标志
所谓代际更替,是指中国共产党以代为计,对最高领导人在党和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价值评价,这种评价或评价方式,已经通过邓小平的判读化作政治标签、政治标准,甚至是政治规矩,并且注入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1989年9月,邓小平致信中央,决定退出领导岗位。他说:“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其中包含了政治判断和评价尺度,并且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内含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属于过去时与结论式,包含了领导制度之外的实践因素,而认定上任仅几个月的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人”,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和最高领导人作用特点的角度,所作的判断和认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与邓小平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皆经过长期的历练和实践检验,已经形成独有的特质,这对于领导人的历史定位十分关键。与此同时,每一代领导人的形成,又都奠基于几届领导人的共同努力,甚至可以说,没有几届领导人的经验教训的滋养,很难成就一代领导人的思想成熟与突出奇崛。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泽民应当是第三代领导人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开启者。
一代领导人和一届领导人有所不同。一代领导人是指拥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并且这个体系与其他体系有内在联系,同时有鲜明边界,可以独立运行,具备自证能力,以及实践上的强大指导作用。简言之,一代领导人必定是以思想理论和强大执行力,对党和国家命运产生重大改变的伟大政治家。一届领导人则是遵循前制,有效履行职责要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邓小平评价华国锋:他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因为“他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90多年来,先后产生13任总书记,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包括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共14人。能够以系统的思想理论与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上称为一代领导人者,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原本,中国共产党只须产生两代领导人,即革命阶段和执政阶段各产生一代领导人。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及后毛泽东时代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真正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取得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实现民族独立。所以,将新中国成立与华国锋主政都划到革命阶段,主要基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阶段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仍然处于革命过程中。由于毛泽东从革命理论到革命实践都获得巨大成功,即便出现了“文革”灾难,仍然不失为伟人,故被称为第一代领导人。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解决的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中国共产党怎样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比如,邓小平提出了“执政党是个什么样子”“怎样优化党的领导”“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真正起主导作用,并且以异于毛泽东革命理论而完成了民生问题的是邓小平,这不管是跳出“两个凡是”,还是解决“左”右之争,都表明邓小平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和政治逻辑,并且以此为指导开拓出国家发展新路径,这也是他成为第二代领导人的重要原因。
自习近平始,以至此后的N代领导人中,应当产生一个设计并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崛起于世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最高领导人。其思想理论的内核便是大国道路新设计,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论成果,同时又不拘泥于已有的成果。其必须着力创新,以实现巨大理论突破,升华出一种更先进、更符合国际国内政治生态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仅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而且兼顾了整个世界。如此极高要求,能够承担者要么是习近平,要么是此后的某一届领导人,其间,谁能做到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由于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已经处在历史的关口,不进则退,断无拖延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应当成为第三代领导人,也必须是第三代领导人,这是一种历史责任,唯有承担起这一责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强调的是,明确提出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既具体也抽象。所谓具体,即三个人都承载着一个时代党的重要使命任务,前两人已经完成,后一人应当会完成。所谓抽象,在于三个人产生和将要产生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都是集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思想理论体系提出者不同。西方国家思想理论的建构者是思想家和理论家,政党或政府首脑皆不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不存在领导人之外的政治思想家,即使有思想创造也必须纳入党的理论体系,这是由“一元化”和维护“指导思想”权威决定的。基于这样的原因,三代领导人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确立起来,同时奠基于自己的前后几届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是这样,习近平也应当是这样。
上述分析有其内在逻辑。中国的历史主轴是围绕共产党的政治观和发展历程展开,价值观和评价标准也决定于此。只要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只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那么具有划时代的本质意义上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理论上出两位,实际上出三位(邓小平完成了一半,即实践成果丰硕,但未完成系统理论建构,尤其尚未设计中国的大国道路),假如出现第四位,很可能是政治制度的蜕变、剧变。所以,当第三代领导人真正确立起来,且超出于前两代领导人政治观的新政治观化作全党的指导思想,同时注入制度,此后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替,将如同西方国家政党轮替、政府换届,不需要再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花大气力,只需把重点放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上。如果不是按照这一逻辑推进政治建设,说明党的执政理论尚未走向成熟,党就有失去执政权力之虞,中国就会再探索,而新探索将不是共产党主导,而是其他某个政治集团,这时的政治维度和评价系统随之改变。
具有佐证意义的是美国总统换届。奥巴马是美国的第56、第57届总统,也是第44任总统,但真正为美国人公认的划时代的伟大总统就四位: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领导解放黑奴并取得南北战争胜利的亚伯拉罕•林肯,美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领导人,同时将美国带出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繁荣的西奥多•罗斯福。四者除了功绩显赫,很重要的是以深邃思想影响了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路。
认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代际更替问题,之所以紧盯政治观,更有深层原因。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府承担的责任有限,特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决定了其只能建构“小政府”,这样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较小,至于精神大厦建设,更不需要政党和政府花气力。美国总统上任宣誓是:手按《圣经》,宣誓效忠宪法。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既然精神大厦由上帝解决,大众社会行为由法来规范,那么政府也就成了“守夜人”,“敲钟人”。中国与此差异明显,中国共产党既要扮演“上帝”的角色,同时还要管理大众行为,要发展经济,等等。所以,党及其最高领导人要承担好执政责任,不仅需要优良的执政理念,还必须主导产生系统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就涉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或政治观。有什么样的政治观就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路线,进而形成什么样的执政方略。甚至还可以说,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和人文品质都奠基于此,成长发展于此。
二、毛泽东、邓小平分别以鲜明政治观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每一代领导人都拥有清晰的政治观及其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并以此指导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工作。或者说,以此为指导,推进党和国家的建设,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
世界上各种政治制度或政治集团对政治的内涵、外延及其政治活动内容的理解并不相同,因而政治观的差异巨大。既然政治观是对政治内涵与政治活动的认识、理解和判断,是特定政治生态下的政治生活在认识领域的反映,那么,在中国谈政治观,一定包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状态,将走向哪里”等重大命题。所以,政治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路线,且富于时代特征。思想路线则是我们认识问题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内含着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找寻的方向和路径,从属于政治观。执政方略则指执政策略和目标要求,属于落实目标任务的范畴,执政方略受前两者的规定和影响。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独立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并且以这种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民族独立,提升民族自信心,因此成就为一代。毛泽东的政治观是“阶级斗争”,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执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革命带生产。其中,“阶级斗争”决定着逻辑起点、精神支撑和力量之源,因此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评价系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设计、治国方略,乃至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说影响巨大的“三个世界”划分、“五项基本原则”、“不结盟”,都奠基于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但真正得主义之精髓者,尤其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化、实践化的是毛泽东,他不管是领导中国革命,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奠基于“阶级斗争”。今天来看,这一理论存在偏差,尤其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发生。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共产国际政治基因决定的,也是中国乃至人类认识能力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反映,因而有客观必然性。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政治路线与治国方略作了深刻反思和总结,特别是对“文革”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后,逐步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邓小平的政治观是“和平发展”,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执政方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即围绕经济建设,以改革解放生产力、激发生产力,以开放引进生产力。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冷战思维”和“二元对峙”,并且提出了影响巨大的“和平发展”理论,缘于政治家、战略家的洞察力和世界眼光,同时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和中国社会矛盾转移有关。既然世界不仅存在“东西关系”,还有同样重要的“南南关系”、“南北关系”,换句话说,不仅存在意识形态斗争,还存在经济利益关系,存在“人类共有的文明”,那么,就不应当拘泥于阶级斗争,而必须看到“世界大战很长时间里打不起来”,且人类有超越阶级斗争和政治制度对抗的内容,尤其中国当时最现实的矛盾是拯救濒于崩溃的经济,毕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此等等,都要求邓小平必须创立有异于毛泽东的能够吻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观。
以更宽阔的视野看问题,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这个境界,一定与社会主义政党取得的经验教训有关,与世界政治现象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有关。仅仅以战争与和平的转换分析,即看出问题的要害。二战后,作为战争根源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少有战争,而“亲如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却多次发生战争,为什么?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好战,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和平所致。因为没有弄清历史发展规律,理想化地认定共产主义即将来临,既然“世界大同”,也便不分你我,这种理念直接反映于领土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由于共产主义没有快步走来,利益边界不清造成的矛盾暴露出来,尖锐到一定程度便是战争。这说明,不管是什么制度,脱离开历史阶段和历史规律,不能把握利益的深刻性和根本性,便只能走向初衷的反面。诸如此类,都直接影响了邓小平的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
虽然邓小平拥有鲜明的政治观、思想路线和执政方略,但我们仍然需要认清,邓小平并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产生第三代领导人的根本原因。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如果邓小平建构起科学而又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那他就是完整和完全意义上的“第二代领导人”,且相当时间里不需要,甚至永远不需要产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开启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不得不采取了“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方式和前进道路,也就是先实践后理论的模式,甚至是有实践成果无理论总结。
由于缺少深刻而又系统透彻的理论总结,也便有人误以为邓小平没有理论指导。比如有这样的说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只是最高领导人在关节点上助力、加速,至少不是成熟理论指导的结果;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开来,主要因为“大锅饭”式的集体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农民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国家没有力量解决吃饭问题,只能允许农民自谋出路;城市中的个体工商户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以至于发展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推进力量,也不是设计出来的,因为政府无力解决大批返城知青的吃饭问题,只能允许他们自己找饭吃。此外,有人还说,国营工厂搞承包制,也都是群众自发创造的,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产生了步鑫生、马胜利等一大批改革风云人物的重要原因。这种分析判断只能是浮在表层,最多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走过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必然一定是在“总设计师”的政治观与思想路线指引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
认定中国的发展道路源自邓小平的总设计,但同时我们仍然要承认,改革开放过程中,理论滞后,或对实践成果抽象不够,一直未能产生让人信服的支撑“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这应当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软肋和遗憾,同时未必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甚至出现瓦解成就之虞的根本原因。这一点邓小平本人也有清醒认识,一直试图解决。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些问题要在党的十二大作出回答。此后很长时间里,邓小平一直思考并试图解答。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可以佐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没有作出很好的回答。虽然邓小平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命题,但毕竟他带领中国共产党跳出“两个凡是”的僵化与“姓资姓社”无休止争论,指引了新的正确的前进道路,终于把中国由经济濒于崩溃推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功高至伟,因此被尊为第二代领导人。
当然,邓小平被尊为第二代领导人,不仅仅因为他领导中国取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也缘于他有超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邓小平敢于和能够在“文革”形成的不良政治生态,抑或政治生活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将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封闭和僵化的泥潭中带出来,所谓“邓公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国人如何思考”,这绝不是一般政治领导人所能企及的。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指引的新路,特别是他所持的政治观对旧政治观的突破和改变程度,不仅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罕见,就是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少有的。既然超越一般,自然升华为伟大,成为划时代的领导人。
也是由于邓小平没有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建构,决定了必须产生第三代领导人,一个能引导中国步入大国道路,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伟大政治家。这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作为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大国和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决不能一直“摸着石头过河”,要避免走弯路,必须产生先进的科学系统的思想理论,否则中国就不可能引领世界前行,故而不敢言真正崛起。西方的资本主义之所以有了数百年的稳定发展,与一批伟大思想家的理论创造紧密相关,包括洛克的分权制衡、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等。中国需要产生类似的科学理论,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诸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追求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这样一种伟大的科学建构或理论体系不会产生于某个学者,只能产生于“集全党智慧”,甚至集全国人民智慧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就决定了历史任务必然地落在第三代领导人的肩上。所以,在中国进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时候,迫切需要产生一位能够创造新政治观及其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大政治家,一位能引领中华民族稳步前行,保证实现伟大复兴的卓越领导人。当这个领导人及其思想理论体系产生出来,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之后,各届领导人尽可萧规曹随,自然更替。
三、习近平新政治观的内生逻辑与思想元素
在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观基础上,提出习近平的新政治观,一个“新”字蕴含着丰富内含。此前笔者提出,“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与此有相同考量。习近平强调“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是一种新思维、新观念;“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立规矩,讲原则”是新思路;“踏石有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务求实效”是新风格。

在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已经启用新的话语系统,形成“习式风格”。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一切的一切,皆可以“新常态”来概括。非常态只能是策略,而不是观念形态,“新常态”实际上是新政治观的理论化和思想外化。
习近平构建和形成中的新政治观,可以从工作思路中看清轮廓。初见成效的以反腐为切入点的党风廉政建设,恰如一场灵魂救赎行动,让中国官场千年顽疾进入有效去除阶段。既然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那么,随着规则和规矩愈来愈清晰,并且不断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道义形象和执政能力必定提高,中华民族也一定能走出困境,实现精神和价值观上的升华。这显然有异于封建统治模式,也有异于革命阶段的通过自我神圣来获得精神力量,还有异于改革开放后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倚重,而是借鉴了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与中国共产党全部经验的科学设计,是实现了巨大突破的国家治理新设计,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设计,在于新政治观的支持。
那么,习近平的新政治观及其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是什么?我们只要认真学习理解其一系列讲话精神,就已经能够概括和抽象,其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放开”,执政方略体现于目标和措施之中,执政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执政措施是“四个全面”和“新常态”。三者共同构成习近平的执政思维和执政逻辑、执政目标和发展路径。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具有鲜明而有强烈的创新性、创造性,同时折射出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政治家的洞察力,发展开来必定深刻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准则。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脉动与前进方向。人类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欧洲“神学一统天下”对文明的压迫,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基本规律和前进方向并没有被改变,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生生不息的追求从未停止。所以,中国要崛起于世界,必须高扬开创文明的旗帜,唯此方可产生世界号召力。这不是说世界已经不存在制度冲突、文化宗教冲突,更不是说“冷战思维”已经为“大同思维”所取代,因为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将长期存在,一定阶段甚至很尖锐。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强调开创文明,这是方向,也是路径,更是道义力量所在。试想,邓小平如果不是带领中国挣脱“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遵循“人类共有文明”,中国到今天可能仍然处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严重僵化状态,因而也就不会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存在于梦境,而不是可见可感。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更加鲜明。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到联大发言,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以“命运共同体”支持“和谐世界”建设;从访问俄罗斯到访问美国,强调的都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建立,表明的都是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从访问法国、德国到英国,都高度评价那里产生的一大批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认定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跳出了“政治制度划线”,而以文明创造来考量,因此开拓出中国更大的国际空间。走向世界的中国,一定存在与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关系处理问题,怎样发展相互关系?把握何种准则?都决定于政治观。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冷战思维和“二元对峙”,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情况下,不发展和突破冷战时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一定会陷自己于窘境,只有坚持和遵循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立身于世界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形成和确立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根本是起于逻辑、规律和当下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同时决定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自己的洞察力与价值判断。习近平上任伊始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保证自己的路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及其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创造引领世界的文明成果,才有可能达成目标。换言之,我们已经不能通过“热战”或“冷战”来达成目标,只能和世界一道探寻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最佳路径。即使从内政上讲,我们也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以革命理论支撑执政行为,以阶级斗争激发精神力量,都不能采用,只能寻求自我超越,也就是探寻政治文明本质,弄清其中的规定性,并遵循之。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拥有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这些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也正在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建设。政治规矩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解决的是党纪国法和政党转型的行为规范,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之中。利益共享着眼的是利益分配,映现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反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传统一脉解决精神归宿和价值系统问题,反映于“中国精神”的基础和来源,及其一再强调的“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反映在“两个互不否定”之中。合作共赢解决的是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在其确立起来的大国外交和共建共享之中。
习近平“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其新政治观进入实践层面的成果。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发展到当下,是收还是放,放什么和怎么放,放的程度和步骤,都需要最高领导人作出决断,并且不是技术层面的决断,而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决断。从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中,我们已经看出,行政权不是收而是放,由于行政权深入到一定层面,则属于体制制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放开”是承认和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是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决定的,奠基于政治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阶段,特别是民众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增强。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所强调,不能把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力虚化、抽象化,而应当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从理论层面分析问题,“改革放开”则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支持着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承载之时,就会走向灭亡。其逻辑在于,不发展生产力则无法攫取更多利益,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包含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由此激发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发展开去便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马克思还以法国国家机器为例分析问题,法国无论共和还是专制,都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越强大,意味着管得越多,责任越大,负担越重,社会不满也就越多越集中,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时,便走向崩溃。
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未必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当政府试图包揽一切之时,政权便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代价大到社会不可承受时,便走向制度衰亡。因为政府过于强大,意味着纳税人供养更多的政府人员,税负过于沉重,企业就失去发展能力和潜力。当前,西方发展国家制造业的人力成本数倍于中国,然而将税负结合进来,中国企业的成本直逼美国。其实,许多地方时吃饭财政、土地财政,当政府有地可卖的时候矛盾不突出,可一旦无地可卖,现有的大政府必采取加大税负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当下显然难以为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走的是计划经济的道路,膨胀政府职员符合自身逻辑,但我们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如果同时在扩权过程中无度增加政府职员,那么只能弱化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达到一定程度便摧垮自己的权力运行系统。所以,西方国家一直是通过法律来遏制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家的贪欲,因此避免了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的预言发展。所以,我们要避免矛盾尖锐化,也必须遏制政府的权力扩张,走放权的道路,方法论上就是改革放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设计与实际做法看,我们显然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换个角度或侧重点分析问题。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体制制度与权力运行必然随之变化。往哪里变?无非几种选择:小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权力无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我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限政府。我们不会复制西方的制度模式,同时旧模式也行不通,因而只能建构权力有限政府,由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就涉及放权,并且不仅仅只是将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权力下放或交给社会。因为,放权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下放,政府有垄断权力的天然冲动,这也是以往改革走了一个“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更多的权”的怪圈的内在原因。一定意义上,因为制度设计、惯性思维与习惯做法,党和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更愿意收权,并且还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上政治具有主观性色彩,当政治权力可以解构一切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只有上升到思想方法层面,政府权力运行才会进入良性循环;只有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明确改革放开,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权力回归本位这一难题。
由服务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思想理论突破,本轮政府职能改革,把重点放到简政放权上,其实是社会与实践要求的结果。政府大加倡导的创新创业,其前提一定是放开,捆着手脚是永远都不会真正激发出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借他人的观点可佐证。2015年5月1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针对中国作出评价。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她的持续发展。但他们的问题是巨大的,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我们有公开公正的法律系统。我们有全世界最有效的风险投资系统。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引领世界。这些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时被一个年轻人问道:‘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怎么能成为你那样的人?’乔布斯作出了著名的回答:‘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运用‘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挑战权威的国家有‘另类思维’,因为进步只有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这段话让我们听来不太舒服,但也引发思考,为什么中国产生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存在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关键之一是政府管得太多,包括大学怎么思想和思想什么都去管。当一个不懂学术的官员到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仍然自命不凡,指手画脚,甚至赋予其决定那些思想者的命运之权时,就不能寄希望大学遵循规律,更遑论中国产生更多的原创成果,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这要求我们通过改革来放开,让大学依照规律去发展,而不必担心其离经叛道。毕竟我们正在推进依法治国,并且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定的法。当然,放开不是做甩手掌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复制别人。这里讲的放开,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因而突出强调方法论意义。
至此,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由此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而取得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笔者把改革开放视作邓小平的执政方略,却又把改革放开视作习近平的思想路线,其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很简单,这是实践上升为理论的结果,也是时代催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不懈探索与尝试,尚未作出完整而又深刻的理论总结,假如过去在“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且行为之有效,那么,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石头已经摸不到的情况下,不努力解决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问题,必定事半功倍,甚至走弯路。

完全可以肯定,由改革开放到改革放开,由执政方略提升为思想路线,就是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和升华。
四、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关照
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与“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皆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新突破,所以实现这样的发展突破,首先得益于习近平作为政治家的思想力、洞察力与创新能力,同时也是时代催生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只要我们以此为指导,一些长期羁绊前行的重大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一,“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日中国,认识和讨论道路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思想空间或范畴。一个是与中国共产党共生,尤其与新中国成立同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选择。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也就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跃升催生出来的中国崛起,特别是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后,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道路。这里主要讨论后者。
讨论中国崛起,核心和关键是解决或提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具体讲是看有没有为世界创造更多“公共产品”的能力,包括制订规则,平衡利益,遏制战争,等等。这就如同一个国家的政府,衡量和评价政府合格或优秀与否,关键看其是否给民众提供了优质服务,同时有没有更大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世界也是这样,能不能实现有序与和谐,理论上讲是看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实践上却要看“带头大哥”的引导力,拥有了公认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就是领导者或引导者,否则就不敢言崛起。
今天的中国正在增强这种能力,客观上世界也需要中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与美国正在衰减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关。原本美国拥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也是资本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走向腐朽和没落的重要原因。但修复能力不是无限的,天生的制约力就无法修复,这也是存在大国兴衰周期率的根本原因。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的一半,国际地位如日中天,未必不是因此而确立了三大“使命”:推行美式制度和民主;消灭共产主义;清除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使命”确立起来,价值观和相应设计因此生成,一段时间里的确风生水起,包括拖垮苏联,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走到当下则疲态毕现,且不说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几乎无法承受的经济重压,伊拉克乱局、叙利亚难民潮,更印证了美国推行其制度和民主违背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即文明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节奏,而每个文明生态下的人们都有其适应性,文明需要在碰撞中前行提升,但不能拔苗助长,美国就是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式,因此导致中东乱局。费力不讨好的行为及其结果,美国人并非没有认识到缘由,关键是美国立国时的价值观及其制度设计,决定着其作何种选择,都不单单决定于政党和政府的意志,而是受制于“三权分立”及其“第四种权力”的介入,如此下来,美国就成了一列飞驰的火车,即便前面是断崖,也未必能够控制住惯性。
人类历史早已证明,每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产生新的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领路人,古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衰证明的是这一点,大航海以来9个帝国的兴衰更替也证明了这一点。今日世界已经到了需要注入新思想,甚至重新选择领路人的时候,这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即便中国还远不到领导世界的程度,但至少到了更多参与规则制订,有更多担当的时候。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参加美国《国家利益》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唯一能够遏制中国的国家是中国本身。”这个判断意味着,世界已经承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更意味着中国的大国道路关键看自我超越能力,尤其是引领世界的能力。
中国扮演领路人的角色,需要找到化解与西方制度对抗的新路径,同时跳出过去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改变弱势心态和自虐心理,真正以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和建设。其中,很重要的是实现外交理论突破,确立国际关系新准则,保证以先行实现引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小国的国家及其领袖,重心在本国民生,大国则需要维护正义,引领世界,因此其政治领袖或国家领导人,必须在解决本国问题的同时,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这也决定了大国领袖的政治观必须关照内外,平衡本国与国际社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理念。“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成立,已经很好地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理念,是中国参与规则制订的最成功范例,表面看这是以硬实力为后盾,实现了硬实力与软实力互换,其实是习近平新政治观在经略世界中的具体成果。因为,依照过去的政治逻辑,比如制度之争,我们不可能欢迎西方国家的参与,正是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等新思维新理念新观点,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探寻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类发展规律和路径,即跳出马克思最早设计的“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化解与西方的冲突,很重要的是找到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实现中国梦,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大国胸怀与创造力。二者实际上都涉及中国国民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品质。为什么犹太人产生了那么多伟大人物?很重的是犹太教激发了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神圣感,这就是旧约圣经中讲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一个民族确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路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为和行为方式。

如果说以往每一个帝国的兴起,都没有完全避开“铁血道路”,那么,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当代后,中国的大国道路必须是和平发展,并且奠基于文明的创造和文明的引领能力。因为,这也解决了中国与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大国关系问题。
开创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责任,这是超越制度,超越阶级的建设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既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跳出制度之争和冷战思维。习近平一再向世界阐明,中国梦有益于世界,然而,西方仍然产生一种论调:“中国梦就是中国要占领亚洲、践踏欧洲、拖垮美国”。西方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有冷战思维的原因,也有我们的理论建设尚未实现系统性突破的问题。

西方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仍然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骨子里就是反对我们,随时准备消灭我们,如此怎么可能成为“命运共同体”?矛盾的确存在,问题是删除了党章和宪法中的相关内容,我们的政治信仰、政治逻辑、精神系统必发生紊乱,进而导致精神危机。所以,要在不削弱政治基础的前提下与西方实现融通,共创世界未来,唯有打出“开创文明”的旗帜,这是任何政治制度下的人们都不能排斥、无法排斥的东西。
第二,“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支撑突破理论制约和制度设计瓶颈,真正解决道路自信问题。我们的制度应当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再迈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路径原本不存在问题,即便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一些需要调整和丰富完善的地方,但逻辑是存在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论和怀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没有实现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跳出“左”右之争,十几次路线斗争,甚至参与斗争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或者说不知道何时犯的是“左”的错误,何时犯的是右的错误,甚至今天是“左倾”,明天又成了右倾,今天为“左”正名,明天为右平反。为什么?因为没有产生本真的不可更易的理论系统和坐标系。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在革命时期解决得比较好,那么执政后就处于迷茫中,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开出执政阶段的药方,而我们自己又缺少真正的大思想家创造出的指引性、原创性大思想理论,结果便堕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不实现自身理论上的突破,“左”右之争问题哪怕表面解决了,深层次的实践性问题未必真正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正是这一根本原因而保证了共产党执政是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具有稳固性。问题在于,在现代语境和价值评价体系中,如何避免“打天下坐天下”封建思想瓦解共产党的道义力量?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最现实问题。解决的路径就在于开创文明,即跳出旧我或历史的我,以新的创造力赢得民众。换言之,革命战争年代是以牺牲奉献赢得追随者,而执政阶段和中国大国道路上,则由创造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创造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习近平上任后一直努力以新政治观来打通路径。习近平在谈及国家治理时强调“两个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具有方法论意义。他明确提出,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全部经验,包括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拓宽自己的视野,以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到法国访问,演讲中如数家珍般地罗列法国历史上产生的几十个思想家和文学大师,认定他们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这种不以阶级和制度划线,而是以文明创造评判价值,应当是政治观上的突破。可以肯定,解决“左”右之争,根本出路在于跳出既定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系统,即以新思维和大视野来解决该问题,而“创造文明”的新政治观就是化解“左”右之争的最有效方式,也只有这个高度和思维空间,才确立起新的摈弃了僵化、极端和先入为主的评价系统。
强调这一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政府部门或意识形态管理者,有意无意袒护喜欢喊“左”的政治口号者,虽然共产党天生左派,思想和行为上偏左合乎逻辑,但脱离真理无度左转,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僵化的思维,导致的只能是恶果。有人说,今天骂美国和日本最安全。倘若真如此,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不会造就负责任的起引领作用的大国,同时也会分裂社会,导致无法弥合的二元分化、二元对峙。中国共产党吃了政治符号化、标签化的亏,这也是邓小平提出反右更要防“左”的根本原因。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左”右之争的重要领域是文化之争,抑或担心被西化了,百年来中国没有停止过这一争论。我们究竟是争什么?其实就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谁主谁次的问题。如果陷入这种争端,那么在今后一个世纪内也未必能改善局面,因为今天中国通行的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果,几乎全部由西方输入,也就是西方几乎创造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全部,如果坚持排斥,我们几乎没法存在于当今世界,更不可能参与建设世界。根本而言,只要有利于人类文明前行,就是先进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不应以意识形态来区隔,从而避免自己被排除在文明或主流世界之外。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辩明且需要防范的,是那些容易摧毁本民族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东西。
再往深处分析,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都影响着我们的终极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都突出表现为短期功利性。既然心灵深处没有一种无限遥远的东西吸引,那么对百代人的努力亦未必能够实现的共产主义,甚至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以百年计,故而追随者日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自己的发展方向纳入无限的文明开拓,这就产生了永恒追求,从这个基础上看重新诠释了的共产主义,就容易接受得多。
为了强化这一判断,我们不妨看一下“一神教”基础上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对虚无缥缈的东西虔诚信仰呢?就是因为内心中存在着对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同属“一神教”,并且都再生于犹太教。一神教的特点是“上帝造人”,既然上帝造出了人,那么就需要认识人自己,并探求开去,如此形成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运动。探求的是一个无限的世界,也就不怕遥远,相反,正是遥远而始终充满着神秘感和魅力。所以,他们建构的精神世界也为人们提供一个描绘出来的天堂,并且从来没有人见过,但却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当然,两个宗教在文化创造上出现了分野,基督教世界创造了更多的科学文化成果,而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不发达。即便这样,他们仍然遵循着自己的精神路径前行,并不为西方文化所改变。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真正坚守共产主义,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一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态的变化,对共产主义作出新的诠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有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重视认识,如,革命是帮助穷人无偿剥夺富人的财富,这自然赢得穷人的支持,执政则由带领穷人革富人的命,转向平衡穷人与富人各自的利益,这在许多情况下会让穷人感到共产党开始异化,因为政府很难避免在发展过程中或局部利益方面与穷人发生对立。也就是说,执政后党对创新理论的渴求大于革命阶段。
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更多着眼于应用性、操作性研究,特别是把精力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解读和诠释上,而较少进行本源性、本体性研究,更少创新和突破。这也是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后,我们顿感理论贫困的主要原因。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但一些具体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指导现实。比如,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成果《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然而,阶级剥削原理更符合工业大生产或产业工人时期的社会特点,未必符合信息产业时代的社会特点,这是需要正视和予以超越的。要超越,就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时代定位,即将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还是不变的教条。如果是前者,可以保证其富于活力生命力,如果是后者,必将走向萎缩以致消亡。
问题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直缺少突破性成果,原因在于不敢突破,没有突破就只能是修修补补,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自给自足、自由自在,仅仅靠自己的科学定律即可推导出路径和结论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也就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就注定困扰我们。要实现突破就必须产生新政治观,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新政治观。当“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真正确立起来,灌注于社会,上述难题也便迎刃而解。
第三,“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支撑重构国家精神,真正解决精神动力之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撑,在精神力量激发和精神大厦的建构上做得很出色,这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就讲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三民主义,也向成员灌输这种信仰,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
曾经的对手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同时印证中国共产党曾经实现精神世界的巨大突破。但革命过后,换一种政治生态和评价标准,便发现我们其实存在软肋。比如,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清晰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至少没有产生满足当下的精神家园。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与政治目标基础上的革命精神。不管从话语系统、价值体系和评价尺度上看,革命精神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又是因此而形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注定停滞不前,人类文化也便无力开拓(人类文化包含中华民族文化,但不等同)。
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基本上没有政党主导的国家或民族精神,某种意义上其政党意志受制于国家和民族精神,因为其精神系统建构于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原本就注入文化,或者本身就是其文化的内核。美国的开拓史就是其精神史,虽然建国只有240年,但其精神史有400年。当第一批英国清教徒走下五月花号船,签下“五月花号公约”的时候,美国的精神史就开始了,尽管期间也有类似中国国共战争的南北战争,但因为没有我们的政治标准,所以不影响精神史。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史为标准,这一政治标准决定了,两千多年封建史中创造的精神成果必定是腐朽的,必须消除,因此有了“文革”的“砸烂封资修”,又因此把骄傲的文明史化成抽象的符号,而不是流淌着的血脉。同样因为主流精神和主导价值是以“革命”为标准和尺度,作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其在执政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彰显的民族精神,也不能进入当下的主流精神系统。甚至我们还讳言“文革”,致使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淡出主流精神与话语系统。如此切割的结果,就是只剩下几个抽象的政治条条,并且这些条条还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高度关联,一旦政治生态发生大的变化,即刻承受重压,甚至是危机。
革命精神和政治文化就其产生看,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都遇到瓶颈,需要破解和超越,否则将无法前行。有些现象能够说明问题,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时,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热点,就是北京大学微信平台发了一个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的微信,结果引来置疑:“母亲65岁,儿子117岁,怎么生出来的?”再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抗战电影和电视剧热播,本意是为了牢记历史,激发抗战精神,结果因“抗战神剧”而成了“闹剧”,花如此大的代价,没有一部产生震撼效果的佳作,更遑论影响世界。原因何在?在于政治观的制约。试想,以革命的思维、逻辑和评价系统规范新的政治生态下的事物,所产生的只能是限制,文艺工作者缺少深度的思考和揭示,不敢或不能反映正面战场,不能表现国民党军队为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只能反映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或者无边界的想象和夸张,很难避免娱乐化。没有思想深度的大制作,既不能震撼心灵,塑造精神世界,更无法影响世界,这或许也是西方人研究二战,不重视中国战场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丰富民族精神,为民族文化建设注入活力,就必须实现政治观的突破。
时代特点决定了,在精神空间的开拓上,需要突出民族人文精神,以此解决精神虚无问题。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一个民族达成理想境界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什么是人文和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把人送达理想的境界,所谓以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化的本质也存在于人文理想与教化方式之中。比如,中国的人文奠基于农耕文明或小农经济之上,高度稳定的特性便突出表现为依附、亲情与血缘伦理,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根本。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明,强调自由迁徙,因而不存在过度的裙带和依附,那么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只能寄托于契约,比如这个时期产生了矗立于罗马广场的12铜表法。其实追溯到犹太教,也是强调契约,即摩西与上帝的约定。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两种人文性格,一个是寄希望权威来裁决,另一个是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重群体,西方重个体的文化原因。如果再上升到人文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通过彰显独立思考和科学精神,才造就了自由的人,由此达至理想的境界。
当然,政治的问题必须在政治范畴寻找突破。强调新政治观,着重点之一或首选是精神大厦。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基,也是中国的执政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原因所在,还是中国之所以建设现行政治制度、权力运行模式的逻辑起点。但是,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能科学解释现实,而是固守旧有的观点和方法,就无法赢得更多追随者。比如,中国目前有大批共产党员已经移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你很难发现其间有人是带着信仰,或者使命感责任感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尤其看不到有人去建设组织,如同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样,输出革命,以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信仰信念和理想不诉诸实践,如何完成马克思主义设计的,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都不革命了,资本主义会退出历史舞台吗?不会,因而按此逻辑共产主义也就永远无法实现,结果就成为一个招牌和符号,不再拥有精神激励作用。而如果鼓励共产党员输出革命,直接与当下中国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相悖。所以,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弄清其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这就需要新政治观来支持。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即使建构了精神大厦,也还有一个精神灌注问题。以往,我们在精神灌注方面,存在着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体系,有共产主义这一终极追求,有精神偶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较为纯洁的得到民众认同的党的干部集团,特别是拥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高级领导干部集团,由他们传播政治思想,很容易赢得追随者,与此同时,世界又存在着两大价值系统、评价体系、话语系统,这样,讲什么都有说服力。为什么我们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着我们去解放”?原因即在于此。而今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贪官讲廉政,双重人格者讲纯洁,无德者讲道德的情况,这也是思想教育的效果每况愈下的原因。西方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西方的精神力量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国家意志(法)、宗教、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出自基督教新教伦理,因此,西方的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依靠两个宗教和法。照理讲,西方神父和牧师也一再传出丑闻,可为什么没有冲毁人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只是代为传言,他们不是化身。我们则不同,我们要求政治工作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化身,他们讲的应当是自己能做的,做不到,就丧失了教化作用。这个瓶颈不解决,思想引领作用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解决的路径只能靠政治观上的突破,因为政治观突破,我们的新路径也便得已开拓,这是合逻辑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将“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确立起来,以走出困境,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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