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我照例回乡挂青。那些埋在黄土里的先人，我只见过奶奶。我自小是奶奶带的，直到她老人家去世。那年，我十三岁。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从学校回家，听村里的人说：你奶奶死了。我吓得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田野虫蛾狂舞，打在脸上生痛。回到家里，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钱的烟尘，奶奶已躺在棺木里，棺材盖还没有合上。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当时唱老戏是禁止的，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一个小节目，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偷生产队的粮食，被女红小兵抓住了。红小兵端着木头削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反复唱着一句唱词：地老鼠，大坏蛋！我听着很生气，因为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乡下人都有诨名，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多以诨名相称。乡下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而让人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母亲和亲戚们都在哭丧，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闹，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个荒诞的葬礼我时常都会想起。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我都没见过。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只有我亲爷爷娶妻成家，养了一个独子，我的父亲。爷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他们的坟也都埋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堖上。清明上坟那天，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皆是挂了白的黄土堆。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写文章。他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那几天，我谢却所有酬应整理书稿。四月的乡村略有清寒，麻雀在窗外叫得纷乱。我偶尔出门同邻舍说说话，听他们讲讲家长里短。我家对面屋里的男人叫胖子，长我几岁。我从未见他胖过，似乎还越来越干瘦了。我听妈妈说，当年过苦日子，他一岁多，外婆接去住了半年，回来就被人喊作胖子。他外婆家在大山里，五谷杂粮多。他回家时脸上稍有些血色，村里人就都讲他胖了。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有自己亲眼目睹的，但大多都是这么听来的。我知道的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只有一位伯父辈的，两位爷爷辈的。那位伯父辈的叫王楚伟，两位爷爷辈的，一位大名王禹夫，一位大名王悠然。我自小听奶奶说，解放前村里人并不知道王楚伟在外干什么事，他在乡亲们眼里只是一位在长沙读书的富家子弟，回村见了乡亲们很讲究尊卑上下。1949年以后，村里人才听说他是溆浦县第二任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1927年5月，溆浦发生“敬日事变”，县委书记及其同志全部被害。白色恐怖的血腥还在空中弥漫，在长沙求学的年轻共产党员王楚伟回到家乡，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二十二年之后，王楚伟组建了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军进入溆浦。王楚伟应是很能鼓动的，他的堂叔王悠然是县自卫队队长，居然拉着队伍听从他的号令。王禹夫是村里田地最多的大户人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回乡后投身教育。村里小学就是王禹夫捐地倡建的，他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的发起会议，就是在王禹夫的大窨子屋里召开的。解放后，这三位前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王楚伟和王悠然贫病终老，王禹夫经受无数次揪斗后上吊自杀。
我的中篇小说《漫水》，所取素材都是村里的事，就连地名都是真实的。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全装着村里过去的人和事。我自小听说，土改时马上就要分田分地了，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很多人家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我奶奶却在夜里偷偷跑去把米还了。奶奶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多年后，这件事常被人说起，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那些乡亲，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也有对他们暗自同情的，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如今，喧嚣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乡亲们谈起王禹夫、王楚伟、王悠然，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村里看过我小说的，只有我的父母兄弟，和几位在外教书的老师。别的乡亲们只说我做事轻松，动动笔头子就赚钱养家了，命好。我的文学，与他们也许确实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