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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类
书名: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增订本) 一月人气:39
作者:刘圣宜、宋德华著 一周人气:7
定价:160.00 元 总数人气:6774
ISBN号:978-7-218-12359-2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18-1  
开本:16  
页数:703  
装帧:精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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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岭南自古便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但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岭南并与岭南文化进行初步融合,是从近代才开始的。《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象,是岭南近代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产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及其规律...

作者简介

刘圣宜,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近代广州社会与文化》、《岭南近代文化论稿》、《近代强国之路的探索者——郑观应》、《广州通史》、《岭南历史名人研究》等。宋德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

评论选读

一,在岭南文化这一块,要深入地把握近代岭南文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具体要深入地研究近代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是一本有关中外...

作品目录

引论
一、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二、交流的过程和阶段
三、交流的内容和特点
四、交流的意义和影响
五、编撰方式

第一编特殊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前夕)

第一章岭南与海外的交通和贸易
一、岭南与海外交通范围的扩大
二、闭关政策与中外关系
三、岭南对外贸易的兴盛
第二章传教士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一、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的相继东来
二、马礼逊——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
三、裨治文、卫三畏与《中国丛报》
四、郭雷枢、伯驾与西方医学的传入
五、郭实腊——第一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
六、布朗与马礼逊学堂
七、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递
第三章澳门——中西文化的共生之地
一、葡人租居澳门
二、宗教
三、风俗习惯
四、建筑、音乐、绘画
五、科学技术
六、语言文字

第二编开端时期(19世纪中期)

第一章世界史地的介绍与研究
一、谢清高的《海录》
二、林则徐的《四洲志》
三、梁廷枏的《海国四说》
四、王韬的世界史地研究
五、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的日本史地研究

第二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东来
一、西方军事技术传入中国的原因
二、岭南人对引入西方武器的研究
三、容闳对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贡献
四、太平天国起义加快了洋军火的进口
五、1860年以后岭南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发展概要

第三章洋教的传播
一、洋教传播的契机与困难
二、中国最早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梁发
三、中国“拜上帝教”创始人——洪秀全
四、奉基督教为“上宝”的改革者——洪仁玕
五、短暂的黄金时代(1901—1920)

第四章西方文化设施的移植
一、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岭南创办的近代报刊
二、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现
三、戊戌时期岭南人对报纸的利用与推广
四、印刷技术的传入和出版业的发展
五、图书馆和摄影术

第五章外国人对岭南的记叙和研究
一、传教士编撰的各类著作
二、外人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等的记叙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评述

第三编扩大接触时期(19世纪后期)

第一章西方科技的引进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
二、工业技术的引进
三、岭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特点
第二章西方经济思想的引进
一、买办——西方经济思想的最先汲取者
二、洪仁玕、郑观应、王韬的“富强论”
三、岭南人商业竞争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章西方教育的引进
一、岭南最早的洋学堂和官办新式学校
二、香港西式教育计划的实施
三、美国在华传教高潮与广东第一所教会大学
的创立
四、日本教育的引进
第四章西方医学的传入
一、嘉约翰与黄宽对西医传播的贡献
二、西医书籍的出版
三、西医学堂和医院建设
四、中西医学的会通和实践
第五章中国经典的翻译与西传
一、理雅各与王韬合译《中国经典》28卷
二、欧德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介绍
三、花之安对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
四、“孔子加耶稣”说的提出
第六章迈出国门的岭南学子
一、容闳与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的派遣
二、近代第一位迈出国门的中国学者

第四编深入交流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

第一章破除“夷夏之辨”的拒外心理
一、“西学中源”论
二、“西学即墨学”论
三、中西文化“暗合”论
第二章深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
一、“极致”之誉与“道器”之析
二、区分中西文化性质的差异
第三章力倡学习西方和中西结合
一、教养为纲与格致为本
二、深度交融的中西“会通”论
第四章对西方富强之道的认识由浅入深
一、从“师夷长技”到学习西方富强之本
二、对西方富强之道的系统总结
三、以日本变政作为谋求富强的最好榜样
第五章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重和阐释
一、王韬对议院制的率先介绍
二、郑观应对议院制的深入探究
三、何启、胡礼垣的公平论及议院方案

第五编深入交流时期〖DK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下)

第一章对西学理论知识的钻研
一、从西学中悟道的康有为
二、《康子内外篇》所表现的中西文化交融
三、以几何为之的《人类公理》和《实理公法全书》

第二章以民权论重新认识议院制
一、康、梁议院观的演变
二、《日本变政考》中的新议院观
三、不主张中国立即开设议院
第三章对民权思想的论述和坚守
一、民权思想的清晰呈现
二、对《劝学篇》纲常论的辩驳
第四章吸收了西方民主主义的《大同书》
一、“大同口说”的主要内容
二、《大同书》的宏伟构想
第五章对西方学术的介绍
一、对欧洲文化之源——希腊文化的介绍
二、对西方近代政治学的介绍
三、对进化论的介绍
四、对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介绍
五、对乐利主义的介绍

第六编继续探索时期(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前·上)

第一章康有为的游历和游记
一、首度环游世界
二、实地考察欧美社会
三、重新认识学习西方
四、广泛比较中外文化
第二章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
一、心仪已久的美国之行
二、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
三、对美国价值观与共和政体的评说
四、对美国社会问题与未来发展的关注
五、对中美基本国情与民情差异的分析
第三章康有为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价
一、从精神偏向物质
二、对共和政体的批评
第四章从鼓吹兴民权到宣扬行君宪
一、君主立宪思想发展的原因
二、君主立宪思想发展的主要表现
三、对君主立宪思想发展的评价

第七编继续探索时期(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前·下)

第一章孙中山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
一、求学时期——奠定西学知识的基础
二、习医时期——形成建设近代富强国家的方案
三、革命时期——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新高度
第二章孙中山贯通中西文化的民权主义
一、民国建立前的民权主义
二、民国建立后民权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孙中山学习西方的思想特征
一、坚持“取法于人”和“取法乎上”
二、结合中西优长,创造更完善的文明
三、从西方现存弊端中吸取教训
四、注重以对外开放搞好经济建设
第四章廖仲恺、冯自由对亨利·乔治学说的介绍和阐述
一、宣传民生主义的必要性
二、廖仲恺对亨利·乔治单税论的介绍
三、冯自由对平均地权与单税论关系的阐述
第五章廖仲恺对社会主义流派和历史的介绍
一、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和劳绩的介绍
二、对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
三、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史的介绍
第六章朱执信对马克思、拉萨尔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介绍
二、对拉萨尔生平及思想的介绍
第七章刘思复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
一、刘思复创办晦鸣学舍
二、对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介绍及宣传
三、追求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文化境界

第八编华侨与岭南文化在外国的流布

第一章东南亚
一、第一阶段
二、第二阶段
三、第三阶段
第二章美国
一、唐人街——美国的中国文化橱窗
二、北美洲华侨教育事业的开山祖——梁庆桂
三、岭南人展现了东方文化的精神价值
四、中国医药、民间宗教和其他俗文化的流布
大事记
后记

精彩章节

第一编〓特殊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前夕)
1757—1842年,是广州一口对海外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封闭了广州以外的其他海洋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贸易。这种做法,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然而广州是个例外,不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没有中断,而且由于所有中外贸易均集中在广州,反而使得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所扩大和发展,广州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块特殊的土地。以广州为中心,岭南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不断增长,对外文化的交流亦日趋频繁,不可遏止。
岭南虽然与外部世界仍有来往,但这种交往不是没有限制的。清政府对通商和文化来往的禁令,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局限于一定的人群(商人、通事、买办、西仆等中下层人民)和一定的地区(澳门、广州)。而上层士绅或怵于政府法令,或囿于“华夷观念”,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无所作为。
此时期伴随着欧、美商人来到中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锋。他们既有协助西方殖民扩张的侵略性,又传播了西方文化知识,并开始了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活动。他们把中国的情况介绍到西方,促使西方学者也研究中国文化。西欧国家许多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学会都成立起来了。如法国于1818年成立亚细亚学会,从1823年起刊行《亚细亚学报》;英国于1823年成立皇家亚细亚学会,从 1834年起刊行《皇家亚细亚文汇报》。这些学报都刊载了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报道和论文。
由于中国上层士绅和文化人不敢或不屑于关注外国事情,在岭南,基本上也只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买办和仆役对外国文化有初步的接触。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活动不多,谈不上对外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对外国的了解也是偏狭和肤浅的。他们从商业往来的需要出发,涉及某些文化领域的交流。比如“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便是岭南下层人民冲破清政府禁止学习外国语言的约束,为了商业发展而创造出来的。这两种古怪的语言成了中西交流的媒介。
另外,西方人在中国的唯一居留地澳门,也陈列着西方的语言、风俗、宗教、建筑等文化形态,让岭南人一睹西方文化的风采。在广州和澳门也有人偷偷地学习西方语言和信奉西方基督教。
无论如何,从全国范围来讲,岭南对海外通商最早,时间最长,得洋气在先,是海外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出现了第一批洋行、教堂、报刊、学校和医院。岭南人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群众,岭南文化中亦率先增添了中国内地所没有的新事物、新思想、新形式和新内容。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便是从岭南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向海外扩张,西方文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闯入中国。而中国自然经济的结构、自给自足的形态和运作以及统治阶级的“夷夏大防”观念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都在拒绝和限制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的输出。这就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即外国人对中国了解得多,而中国人对外国了解得少,这种情况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它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隐伏了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无力抵抗的风险。
第一章〓岭南与海外的交通和贸易
一、岭南与海外交通范围的扩大
岭南,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最早的交汇区之一。
这里,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南海之滨天然形成的深水港湾,便于海船下锚;这里,有温暖的东南季候风,每年5—10月,把大大小小的异国帆樯吹送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有历代相沿的与外商做生意的传统习惯,自古就有外国人寄居,华夷杂处,声气相通。岭南与世界的交通,历来兴盛。
岭南与海外的交通,如果以15世纪欧洲至印度的新航路的发现为界的话,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岭南与海外交往的范围,主要在东亚、南亚、西亚,最远也不过到达非洲东岸,而后一阶段,交往范围扩展到欧洲、美洲、大洋洲。
从秦时开始,南越国王以番禺为王城(即赵佗城,地点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至中山五路一带),这里便成了岭南一大都会,商业和贸易开始发展。虽然在秦和西汉时期,南海的出航地点不在番禺,而在徐闻、合浦,但犀角、象牙、珍珠、玳瑁等海外奇珍通过这里源源不断运进中原。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控制岭南时,以广州为中心,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曾先后两次派遣使者出访南海诸国,鼓励贸易往来。广州是六朝时期最重要的外贸港口。西晋太康年间,大秦国使臣来经广州,表明广州与波斯湾海上航线已经建立直接联系。唐时,广东“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进入了历史上空前的发达时期。广州发展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唐代贞元间,广州至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诸国的远洋航线,经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这条航线被时人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明时,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带动,广东的对外贸易达到了极盛时期,中国船舶在南海和印度洋上畅行无阻,广东人出洋谋生和移居东南亚的也不少。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岭南人功不可没。因为郑和下西洋只有7次,而岭南民间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往来却是不可胜数的。特别是15世纪后期由于明代国势衰落,不再有政府派员宣威海外的壮举,但因航路的开辟,民间出洋谋生和贸易却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由于中国的文明程度高于南洋和印度洋地区,所以中华文化以其优势在东南亚一带很快传播开来。中国特产的锦绮、纱罗、绫绢、纻丝以及最新发展的青花釉里红瓷器,都是独步世界的产品,很快为外国所接受和仿制。岭南商人以麝香、丝绸、色绢、青瓷器、铁器、金银、铜钱、铜器、樟脑等日用品和名贵药品来换取东南亚的香料、宝石、珍珠、椰子、胡椒、药品、棉布等土产。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的交换,岭南人与东南亚人民的接触,对东南亚各国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郑和以后几百年,是欧洲国家拼命谋求海外拓展的时代,而明、清两代政府却采取了封关禁海的政策,在西欧殖民势力向东南亚伸展时,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便逐渐让位于西方文化了。
15、16世纪欧洲至印度的新航道的发现,使岭南与海外的交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原来主要与东南亚的交往扩大到与西方各国的交往了。但在这个阶段,岭南也逐渐从主动变成了被动,从自己走出去变成了别人走进来。
1487年葡萄牙人第亚士发现好望角,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玛(Vasco da Gamma)开辟一条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葡人便于1514年首次来到广东屯门(此据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从此,西方与中国的交通便从陆路(穿过中亚细亚高原地带)开始发展为以海路为主。在陆路通商时期,中国与西方,无论在商业上或文化上,都不能有很多的接触和交流,而海路的沟通,使得欧洲与东方的通商比以前便利,比以前安稳,并且比以前的赢利更大,因此两方面的商业关系一天一天的增进,终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高峰。而岭南,适逢其会,成为这个高峰的一个起点。
最早从海路到中国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随之而来的有西班牙人和荷兰人。1517年葡人派使者比勒斯(Thomé Pires)和安剌德(Ferno Peres de Andrade)率领大小船舰4艘到达广东屯门,强行驶入内河,直至广州城下。后来葡人用贿赂的手段,获准进入广州,而且还被允许进京,拜见了明朝皇帝。《明史·佛郎机传》云:“佛郎机近满剌加(马六甲)。正德中,据满剌加地,逐其王。十三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1550年,葡人在商务中,将中国雕版书带往欧洲。1553年后,葡人终于进入和租占了澳门,使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港口。这样,澳门不仅同南洋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通商,而且与西欧、拉丁美洲各国发生了直接间接的贸易关系。明代岭南通向海外的航线(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有四条:第一条:广州—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第二条:广州—果阿(Goa)—欧洲航线;第三条:广州—日本长崎航线;第四条:广州—望加锡—帝汶航线。由于岭南成为中西交通的要冲,它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但是,这些初来中国的西洋人,他们的行为与海盗无异。英国商船初次来到中国海岸,是在1637年。约翰·威特尔(John Weddell)海军上尉的炮击虎门可以算是中英两国的“见面礼”。6月27日,英船到达澳门水域,澳门的葡萄牙人害怕英人分占贸易份额,遂用种种借口禁止他们登陆。于是他们就直接驶向广州,在经过虎门时,被中国守兵所阻,便炮轰虎门,强行闯入省河,终于迫使广州当局同意了他们的贸易要求。当时的岭南人分不清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欧洲人,只觉得他们“面目可憎”、“言语奇特”,便把他们通称为“夷”。以后几十年,中英通商没有积极进行,一则因为中英两国内部都有战事,二则因为葡萄牙人的阻碍,三则因为清朝建立后所采取的严厉海禁政策。1685年清朝结束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设立海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许可,在广州建设了一个商馆。1757年,清廷颁布上谕,封闭了其他三个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处。这一变动的原因是因为清廷感到夷人分散各地滋事生端,不胜其烦,不如聚在一起,易于驾驭。中外的交流为清朝的国防政策所限制。
美国人到中国来要晚一些。据现在所知,1776—1781年间,英国探险家柯克(James Cook)在最后一次太平洋探险的航行中,随船有两名美国海员到过广州。他们返美后,其中一人叫黎亚德(John Ledyard)的,发表了《柯克船长最后一次太平洋航行日志》,首次向美国人报道了中国的情况。1784年2月,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船只是“中国皇后号”商船。这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
从1757年起,一直到鸦片战争时为止,中外海上通商的历史,简直可以说是广州一城的历史。而被清廷所禁止的中外文化交流,更是只能偷偷地在岭南沿海进行。
二、闭关政策与中外关系
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相对于全国而言,广州是个开放的城市,但由于清代整个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广大内地又是沉重的深闭固拒状态,所以岭南的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受到很多的制约,这样便形成了开放与限制并存的局面。
清政府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粤海关与十三行。粤海关的首长——粤海关监督的地位很高,与地方督抚平行,因为直接与皇室联系,并不受所属省份的督抚节制,每年的关税收支情况由监督直接向户部奏报,税饷也由他向户部和内务府起解,皇室通过粤海关不但遥控着广州的对外贸易,而且把税收纳入他们的私囊。
粤海关的主要职能是检查进出口的货物、货币、运输工具及征收关税。外国商人出入广州经商要向海关监督请牌,外国船只进口、开舱及出口,均须经海关人员许可,买办、通事、引水员的任职要呈报他们批准,中国民间商人要经营对外贸易也要取得他们的同意。实行广州一口贸易之后,在历时近百年的闭关政策实施期间,清政府一切对外贸易的条令均通过粤海关执行,一切中外贸易事务也悉数归其管理(中俄陆路通商除外)。至于具体的贸易事宜则由官方特许的商人——“行商”(也叫“洋商”)主持,行商身份是由一些身家殷实又有一定信用的民间商行经申请审批后获得的,它们是唯一受到政府承认的对外贸易单位,数目大约在十三个左右,所以叫“十三行”。十三行享有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并有划定价格之权。它对于中国官方,则负有担保外人行为的责任。每一只外国船进入,都由行商为之担保,如夷商有不法行为,亦唯行商是问。一切夷商与中国官厅接洽事,均由行商转达,即便是外国领事官吏亦必得假手行商,始能通达中国官厅。平行公文是不许可的,中国官吏如果看见文件上没有一个“禀”字,即掷还不阅。此外尚有“夷妇不得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销货完竣,不准逗留”等禁例。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1809年,颁布《民夷交易章程》;1831年,又颁布《防范夷人章程》,对进出口船只、货物、人数以及外商的居住、贸易、活动范围作了种种限制。中国的闭关政策,至此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时期了。
英国为解除这种贸易的限制作了各种努力,包括合法和非法的手段。
1792年,英王为了通商,派了特使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使团前往北京,并带来了一批礼物。清廷给予盛大的招待,但在他们由天津到北京的船上,悬挂了“英吉利贡使”等字样。英国本非中国昔日之藩属可比,但因中国一向自大,对英国国力亦不了解,故一仍其旧,以藩属视之。马戛尔尼虽审知其意,但因恐抗议无效,反而有碍使命,只得佯作不知。只是在要他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时,有所不从,最后以免冠屈一膝为礼。
至于马戛尔尼向清廷提出的9项有关贸易和传教的要求,都在“乾隆皇帝致英王的复信”中,一一加以驳斥。〖ZW(〗乾隆致英王“教谕”,参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3,“贡舶三”,第5~12页。〖ZW)〗清廷的闭关政策与西方国家的扩张主义形成尖锐且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英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共识。
1816年,英王又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来华,提出建立外交关系。但他们一到中国,在天津便开始同清廷发生礼仪之争。由于向皇帝下跪的问题没有解决,阿美士德被清廷即日遣回。〖ZW(〗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5,第58页。〖ZW)〗
英国外交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通商对于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是可有可无的,正如乾隆帝所说:“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助夷货”,“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不必与西方互通有无,开放广州为贸易之区,只不过是大清皇帝施恩异域,不忍对外来谋生之人过于严厉,断绝他们的生计罢了。
另外,“华夷观念”与自大心理也是阻碍中外贸易与交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1834年,中英双方又因“律劳卑事件”再次发生冲突,结果酿成了中国一度停止对英贸易。这次冲突不是由于经济问题,而是由于外交平等问题。其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期满,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商务监督,管理一切英人在华商务。按清政府当时的通商制度,外国人从澳门进入广州,要领取红牌(通行证),凡外人有意见或要求,一律采取禀帖的形式,由行商代递。律劳卑是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的驻华官员,他除了负有管理商务的责任外,显然还负有开辟中英外交途径的特殊使命,他想直接与中国官厅开始平等的关系。他一到澳门后,就直接前来广州,投书于两广总督卢坤之前,要求会晤,而且这封信没有采用禀帖形式。卢坤当然不肯接受这封信,他在他的奏章里说:“查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目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他还一连发出四道布告,严词申斥这一越轨行为,并命令行商切实开导,以使律劳卑懂得怎样遵守中国的规矩。因为律劳卑拒绝,中国于9月2日宣告“封舱”,停止一切对英贸易。律劳卑亦以强硬方式作出反应,三天后,两艘英国兵船从虎门强行进口,突破清军封锁,到达黄埔。双方僵持了十多天,律劳卑鉴于事情之无望,被迫退回澳门,并死在那里。律劳卑之死,使英人觉得与中国争取国家间的平等待遇是不会有结果的——除非诉诸武力。
在这早期的中外接触中,中国和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反差已经显露出来,冲突也逐渐展开。
第一,西方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和通商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在海外掀起了一股殖民扩张的汹涛恶浪,他们以主动进取的姿态叩击着中国的门户。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需要外国的商品,所以中国政府往往以“封舱”作为对付外人的利器。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多少共同的经济利益。
第二,西方国家先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平等的思想、竞争的意识都在发育。综合国力的强盛使他们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视中华文化为落后野蛮的文化。中国则因为有史以来周围的民族的文化水准都比它低,慢慢地形成了自大的心理,它以天朝自居,把其他国家视为蛮夷,只能对中国称臣纳贡,不足以言平等的交往,对于西方各国,也以这种标准衡量。两大相遇,谁也不服谁。
第三,东西文化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有很多的不同甚至相反。一个好静,一个好动;一个防守,一个进取;一个着重内心的修养,一个着重行为的表现;一个贱商,一个重商。中西文化不但是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而且是两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即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不同阶段,所以它们一相遇,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岭南对外贸易的兴盛
虽然清廷采取限制贸易往来和防范夷人的政策,但因清朝官吏的疏懒贪财,中外人民间的互惠互利,岭南的对外贸易还是在发展着。外国人认为在中国贸易获利丰厚,而且中国商人做事爽快。外商约翰·福斯特认为:“在这个国家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在那里那么多的公平交易。”〖ZW(〗《约翰·穆莱·福斯特的书信及回忆录》第1卷,1899年,第86页。〖ZW)〗有一位长期在广州经商的外国人亨特说,中国人的信用真好,说出一句话像黄金一样的靠得住,决不反悔,所以一个交易,往往口头即可说定,用不着签订合同的。同时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感情也很融洽,外人如有困难时,中国商人解囊相助的事是常有的。〖ZW(〗沈惟泰:《中英外交》,第4页。〖ZW)〗
19世纪以后,大批英国自由商人涌进中国市场,为了扩张其贸易利益,他们用各种手段破坏清政府的贸易政策。为了逃避关税和各种规费,外商经常自行与散商甚至贪官污吏进行大笔的交易。1823年,一个外商就曾经从广东省出发,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成功地作了一次“旅行”,并“访问”过福建省的好几个口岸。其实,这样做的外商有不少,获利十分丰厚。在十三行商馆前的河边上,设有海关的税卡,责任是防止走私,但由于外商的贿赂,这个关卡实际上成了帮助生丝非法出口和布匹非法入口的通道。在虎门口外伶仃洋面上,经常有许多船只,从来就不进港,停泊在那里进行着规模很大的走私贸易。而且,由于这些贸易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一大宗收入,也逐渐明目张胆了。中国的散商一向痛恨行商对外贸的独占,他们也用各种方式冲破禁令,越来越多地参与对外贸易。有的人借用行商的名义与外国人做生意,有的人干脆在外国船只还未“投行”前就抢先购货。随着十三行垄断的日益松懈,一个庞大的“场外商人”的团体产生了。每个场外商人虽只能合法地被允许供给外国人个人使用的物品,但一旦送钱给行商,便能获得不受限制的贸易特权。〖ZW(〗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ZW)〗1817年,在散商的冲击下,清政府的限制政策有所改变,仅剩一些大宗的重要货物,如出口的丝、茶和进口的棉花、棉制品仍归十三行经营,其他商品则放宽了。
一口通商给广州的经济带来了繁荣。据统计,1777—1784年平均每年来广州的欧美商船为288艘,1785—1795年平均每年达575艘,1821—1838年增至平均每年110艘。贸易总值也从1757—1784年的平均每年700多万两白银增至1785—1829年的平均每年1800多万两。前来广州通商的,有英、美、法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洋航线四通八达,北通日本、俄国,南达菲律宾、澳大利亚,西至欧洲、北美洲,贸易范围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19世纪来华船只,多经香港或澳门进入珠江,珠江在河口处宽达20英里,但在驶入虎门后,河面蓦然狭窄下来,河上便呈现出千帆并举、百舸争流的景象。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的麦克劳德医生认为虎门内的航运比泰晤士河更繁忙。〖ZW(〗 香港艺术馆:《珠江——十九世纪风貌》。〖ZW)〗
从虎门上溯30英里,便是黄埔港,黄埔岛长约4英里,岛上设有船坞,可供修理船只。东印度公司的巨轮是19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停泊于黄埔港周围的东印度公司巨轮,却较任何港口为多。
一口通商的政策使得广州成为中外货物的荟萃之地,品种达80多个。出口货物主要有茶叶、生丝、绸缎、蔗糖、瓷器、土布等,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呢绒、皮毛、白银。中国还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由于贸易的带动,岭南的市场发达,工商业繁盛。当时广东的窑厂生产大量的陶瓷器,珠江流域大量种植茶叶,养蚕缫丝,运到广州外销,从事外销品生产的人数甚多,加上一批从内地贩运商品到广东出口的商人及运输工人,河流及交通要道上的服务行业人员,岭南大约有几百万人依靠这个进出口贸易的市场生存。
广州城外的西边,珠江沿岸是外商云集之地。十三行就设在这里。在它旁边又设立十三所夷馆,专门租给到广州做生意的外商住宿和办事。这些夷馆是欧洲式建筑,一般二层,整齐地排列在岸边。在1825年,从西边起,第一家是丹麦行,其旁为一列中国店铺称同文街,再过去是西班牙馆、法国馆、美国馆、瑞典馆、英国馆、荷兰馆……房屋粉刷得雪白,各国国旗挂在一根长旗杆上,飘扬在房顶,颇为美观。虽然清政府规定夷人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随意走动,贸易季节过后就必须去澳门消磨岁月,但因外商用金钱向官吏行贿,这些禁令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在禁令松懈的时候,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商馆里,他们能安然无恙地在郊区散步,直接向地方长官递呈文书。传教士学习汉语,学读学写都很少遇到什么严格的干涉。〖ZW(〗参见威廉·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ZW)〗商馆依珠江而建,珠江岸边的这一西洋建筑景观,成了广州的独特风景区。河对岸货仓林立,内地运来的丝、茶,在送到黄埔上船之前,均在此重新打包、过秤、加戳;从黄埔运进的外国货,也先到这里贮存。仓库里老是堆得满满的。这里的办事效率颇高,经办人动作敏捷,打包整齐,手法灵巧,对外国人也很礼貌,常得到外商的称赞。
广州贸易的发达,造就了一些世界级的富豪。行商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等极为富有,而且过着奢华的生活。其中伍浩官和潘启官都拥有美轮美奂的庭院住宅。威廉·亨特在其名著《旧中国杂记》一书中对潘启官在泮塘的清华池馆有非常详尽的描述。一份法国报章登载一封1860年4月11日从广州寄出的信札,信中形容潘氏别邸说:“宅前有一大花园,内植各种奇花异卉,一条小径直通至大门口,一幢幢的房子,非常宏伟,地面镶上云石,柱子有云石造的,也有楠木柱上镶嵌金、银、螺钿及各类宝石,园中水道交错,上泊有花艇,并有天鹅及朱鹭游弋其间,园中养有各类罕见的雀鸟,美丽的翎毛,引人入胜。”在广州的外国商人都以能到清华池馆游玩为荣。伍浩官有多少钱,这是外商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在1834年,他自己估计了一下,共约2600万元,这个数目使得他可以排在世界有数的豪商之列。
外贸的兴盛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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