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
在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唐太宗得到关注之多、评价之高都是非常罕见的。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评论说：“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意思是，强盛啊，唐太宗的功业！他消除隋末之乱，可比商汤、周武王；贞观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相近。自古以来功德都隆盛的，自汉以来没有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主要是通过记载唐太宗的事迹来体现唐太宗形象的。虽然有几处进行了评价，但并不完整。司马光对唐太宗的完整评价是在他的另一部史书《稽古录》中。这里面，马光评价说：“唐高祖在晋阳举兵，席卷长驱，占据关中，扫平群雄，降服李密、擒窦建德和王世
充、翦除刘黑阀、消灭萧铣，六年之中统一天下，成功之所以这么快，关键是有唐太宗这个儿子。”
    司马光还称赞：“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驱策英雄，罔罗俊义，好用善谋，乐闻直谏，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意思是，唐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善于用贤才、网罗英雄，喜欢用好的谋划，乐意听直谏，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且在政教方面很成功，使盗贼转变为君子，使因生活痛苦呻吟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讴歌贞观之治，百姓富裕、衣食有余，刑罚基本措置不用。在军事上也非常成功，突厥的
首领被擒获，北海一带都成为唐朝的郡县。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这就是司马光笔下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之所以被后世称赞，主要是因为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这个“贞观之治”是怎样的情形呢？《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天下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整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百姓夜晚家家户户均不用关门，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中取食物。这说明，国家粮食丰收，所以米价特别低，而且社会治安非常好，商人或出门旅游的人，不会碰上盗贼，也很少有人犯罪，因此监狱常常是空的。这些事情也是比较罕见的。
   为什么唐太宗能开创“贞观之治”呢？
   从“天时”来讲，当时处在灾害中的百姓极希望出现明君和善政。唐太宗接手唐王朝的时候并不是很稳定的。《资治通鉴·唐纪九·贞观四年》讲，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天下发生蝗灾；贞观三年，全国又发大水。另据《贞观政要·政体》载：“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这里面的第一个威胁便是天灾，国家接连发生霜灾、旱灾；第二个威胁是天灾带来的粮食价格昂贵，百姓挨饿；第三个威胁是突厥入侵骚扰，州县不得安宁。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如果处理不好，将会重新引起百姓动乱。
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正是这种形势，反而逼迫唐太宗励精图治，敬天畏民。《资治通鉴·唐纪八》载，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唐太宗已即位，尚未改元。此时，“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也就是说，唐太宗励精图治，多次引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唐太宗均高兴地采纳。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二月，唐太宗对侍臣说：“人们都说天子最为尊贵，不会畏惧害怕任何事情。朕则不是这样，对上畏惧上天的监督，对下畏惧群臣的注视，因此兢兢业业，还担心不合乎上天之意，不能与百姓的期望相称。”
    从“人和”来讲，唐太宗深得人心，也深得人才。在深得人心方面，唐太宗是怎么做的呢？具体在施政的实践中，主要有以下：
一是帮助百姓赎回子女。《资治通鉴·唐纪八》载，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关内地区出现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唐太宗下诏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帛赎回被变卖的子女，归还给他们的父母。不久又下诏说：“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也甘心不吝。”不久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二是吞食蝗虫救灾。《资治通鉴·唐纪八》载，贞观二年（公元 628年），京城长安一带有蝗虫。唐太宗到宫苑中见到了蝗虫，抓了数只，祈祷说：“百姓以谷物为命，而你们吃掉谷物，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并举手想吞掉蝗虫，左右身边之人进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唐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何要避疾病呢！”于是吞食蝗虫。这一年，蝗虫果真没有成为灾害。
三是从突厥赎回汉人。《资治通鉴·唐纪九》载，隋朝末年，中原汉人多被突厥人掠去，等到突厥投降时，唐太宗派人用黄金布帛将他们赎回。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五月，有关部门上奏说，共从突厥赎回男女八万人。这体现了唐太宗确实是一个以民为本的贤君，不惜花费巨大的财力换回本国百姓，历代君主没有几个能做得到。
四是慎择刺史县令。《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二年（公元 628年），唐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以便坐卧都可以观看，得知其在为官一方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将来升迁或降职之用。县令对百姓来说，尤其亲近，不可不谨慎选择。”唐太宗还下令让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胜任县令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五是遣使问民间疾苦。《资治通鉴·唐纪十》载，贞观八年（公元 634年），唐太宗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瑀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天下，考察地方长官吏员是否贤能，访问民间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百姓，起用埋没已久的人才。
另外，唐太宗还极其宽仁。《资治通鉴·唐纪八》载，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如何止盗。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止，唐太宗不赞成，他说：“百姓之所以为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身遭饥寒，因此就顾不得廉耻。朕应当杜绝奢侈，减省费用，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有余，自然不为盗贼，何必用重法呢！”从这以后，
经过数年，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都可在野外露宿。
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唐太宗命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唐太宗仍嫌其惨厉，说：“肉刑废除已久，应当用其他处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刑为加服劳役的流放刑，流放到三千里外，居住那里劳作三年。唐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唐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因此下诏自今以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还整顿吏治，杜绝侵民。这在《贞观政要·政体》中有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意思是，唐太宗深深痛恨贪官污吏，有违反法律而接受贿赂的，绝不赦免。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根据他所犯的罪行予以重法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廉谨慎。不管是王侯公卿、贵妃公主之家，还是士族大姓、豪富商贾，都慑于唐太宗的威严，收敛屏迹，不敢侵犯、欺负百姓。
由于唐太宗真心为百姓着想，为政宽仁，而且使那些富贵之人不敢侵犯百姓，所以深得人心。《资治通鉴·唐纪十五》载，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唐太宗去世。这时，“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 面、割耳，流血洒地”。意思是，四方夷族之人在朝做官的以及前来朝贡的数百人，都闻丧恸哭，剪头发、用刀划脸、割耳朵，流血满地。而且原突厥人、大唐将领阿史那社尔、契 何力还请求自杀殉葬，因新即位的唐高宗以先帝有遗旨不准而作罢。这种情形在历史上难得一见。
在深得人才方面，著名的有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载，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唐太宗命人在凌烟阁画上功臣。他们分别是：赵国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国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
元代戈直注引《贞观政要·政体第二》时讲唐太宗“命房（玄龄）、杜（如晦）以为相，英（李勣）、卫（李靖）以为将，王（珪）、魏（徵）之谏争，褒（段志玄）、鄂（尉迟恭）之骁勇，虞（世南）、褚（遂良）之词翰，下至孙思邈之医药（其《千金方》第一卷‘大医精诚’影响后世深远）、李淳风之历数、袁天纲之相法（李、袁两人合著的《推背图》更是令后人望尘莫及），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后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
唐太宗任用这些人才，不仅对扫平群雄建立唐朝，而且对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上可知，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贞观之治”，主要是符合“天地人三才定律”中的“天时”“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