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价值巨大，填补市场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契约文书流入市场，学术界开始了针对性的收藏与整理。进入21世纪，学者们纷纷主动下乡进村，搜集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地方历史文献。近些年来，不少有代表性的文...

一、文献价值巨大，填补市场空白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契约文书流入市场，学术界开始了针对性的收藏与整理。进入21世纪，学者们纷纷主动下乡进村，搜集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地方历史文献。近些年来，不少有代表性的文献整理著作相继面世，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较而言，明清至民国时期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客家地区的契约文书，因为稀少，却从未有机构对其进行系统收集、编纂与出版。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身膺其任，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嘉应学院等机构，对粤、赣、闽三省客家地区清至民国的契约文书进行系统收集、整理编纂，填补市场空白。
二、3万件民间私藏文书首次披露，乃学术界和出版界空前盛事
此次披露的文书多达3万页，2.3万件契约和217册账簿等均为民间私藏，这样的规模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收集整理的难度大，以前披露的文书大多以八册、十册的规模出版，难成系统。本项目的推出，为学界贡献这么多的第一手研究材料，势必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将有力地推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
契约文书是地方社会实态的记录，内容十分丰富。从山林、土地、房屋的租佃买卖，到农家经济、商业活动、人际关系、社会风俗、宗族祭祀，文书皆有详细记载，涵盖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对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客家地区土地、山林转卖原因的分析，可以窥探当地地权结构的演变，以及以油茶林产业的崛起。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土地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又是社会史、经济史以及赋役制度的重要研究课题。
四、有利于推动客家地方历史的研究，充实和丰富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
客家文化一直以来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契约文书更是客家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在本书中，有的家族文书时间延续数百年，多者一户达千余份。如梅州大埔郭氏家族的文书，多达1300件，时间起自乾隆二年（1737）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时间跨度长达212年。这些文书真实地记录了客家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原生态，是研究客家人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民俗文化、历史演变等的第一手资料。本书收入的契约文书、日用账簿，既是各个相关家族田地、山林、房屋等交易的原始资料；也是各个相关家族商业活动的记录。不少家族中保留的诉讼抄底，揭开了客家乡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最值得提及的是一大批以“凭票”为名的商业票据，直接揭开了传统乡村资本市场的奥秘。
五、有力促进客家文化资源的再生和开发利用，助推革命老区经济发展
赣闽粤边既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又是革命老区，客家文书的整理出版充分挖掘了当地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并通过文书的活化、开发和利用，促进客家地区社会、文化、经济、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如主编曹树基教授带领团队进行研究的浙江石仓，就是因为发现了数千件明清以来的契约以及数百种各式文书，通过学术研究，让曾经以为消失殆尽的清代乡土文化、生活，穿越百年完好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此成为举世闻名的村庄。
六、归户与归群的双重整理手段，对契约文书整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本书收集的文书，有相当一部分因长期辗转，其归户性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带领团队，特为本书研究了散乱文书的归户和归群方法——以“人名、地名加其他变量勾连”的归群法加数据库方法，进行整理，现已将全部散乱文书归到村庄一级。归群后的文书，既是一个族群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又可进行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一项抢救、保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重大工程
1.这些文书年代久远，其中最早的为明万历八年（1580），清至民国的居多。作为民间宗族社会的法律文件和私家档案，人们将其作为传诸后世的文化遗产而保存。加之契约文书在学界有“民间正史”的美称，使得契约文书本身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文物。
2.本书所收文书属于民间私藏文献，非图书馆、档案馆、研究机构或高校等机构公藏，区域性和归户性被严重破坏。同时，受赣闽粤三省潮湿的气候影响，文书容易因水浸、虫蛀、霉变而毁坏。契约文书濒临毁灭，再不抢救，若干年后将不复存在。因此，本项目的出版又是传承、保护、保存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有力举措。

作者及简介： 主编曹树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创系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

作者及简介：
主编曹树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创系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移民史与中国人口史、环境史与疾病史、社会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史。主编的大型文献项目主要有《石仓契约》（40册）、《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30万条）、《中国诉讼档案数据库》《鄱阳湖文书》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第六卷《清、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明时期》、第五卷《清时期》，以及《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等几十部，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和书评100多篇，著作和论文获奖40多种。其中与葛剑雄合作的《中国移民史》（六卷本）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主编陈支平，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等，编纂的大型丛书有《台湾文献汇刊》100卷、《客家珍稀谱谍文献丛刊》100卷等。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美国时，曾把《台湾文献汇刊》作为礼品之一赠送给耶鲁大学。该书2009年入选“建国60周年教育成就展”。

客家研究新起点：《客家珍稀文书丛刊》出版 刘诗古、彭兴  澎湃新闻，2019年8月13日   2019年8月10日上午，《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珠岛宾馆...

客家研究新起点：《客家珍稀文书丛刊》出版
刘诗古、彭兴  澎湃新闻，2019年8月13日
  2019年8月10日上午，《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暨“契约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此次会议由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联合主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18家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余人参加。
在发布会环节，广东省出版集团总经理杜传贵表示，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一直非常注重优秀文化遗产的抢救。从2016年开始，集团就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关心下，大力支持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团队、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团队共同组成的数十人的客家文书项目组。近三年来，项目组在赣闽粤三省客家地区奔走，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才得以将散落在民间的数万件契约文书收集起来。今天，这批经过修复装裱、归户整理、编纂成册的契约文书，终于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顺利出版。
一、《丛刊》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首次系统收集整理了赣、闽、粤三省34个县（市）、约2.3万件契约、237册账簿，共3万余页。文书类型主要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的买卖、典当、租赁等契约，以及各种存票、清单、税票、执照、官府布告、房屋产权、管业证书、银行及粮食局凭票、选民证、诰命文书、中考捷报、捐官文书、休书、遗嘱、过继书、分家书、改嫁书、推单、礼单、账簿等。其中，广东（梅州）40户，约5300件，账簿31册；江西省（赣南及广昌）146户，约1.17万件，账簿138册；福建省（闽西、闽南、闽东）40户，6000余件，账簿48册。《丛刊》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地区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突破。
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丛刊》出版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他认为《丛刊》最大的特色是将这批文书放入客家的视野中来考察。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确存在一个特殊的区域。在明代，它是南赣巡抚的辖地。在近代，它是中央苏区所在地。现在，它又被称为众多学者称为闽粤赣边区。可以说，《丛刊》的出版对开展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次，《丛刊》开创性地提出了文书归户与归群的新方法，为那些散乱文书的整理提供了新的规范和方向。最后，他提到，虽然现在各类民间文书的整理与出版出现了井喷式发展，但真正有深度的文献研读却相对不足。《丛刊》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为我们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实际上，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需从中国国情出发。具体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包括《丛刊》在内的一系列民间文献是重要的切入点、突破点。他最后总结道，在民间文献大量发现、出版的今天，深入的研读工作亟待跟进。
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陈支平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撰写《客家研究导论》以来，客家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但在《丛刊》出版之前，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客家研究者，都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丛刊》的出版，是客家研究从分散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
在专家发言环节，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指出，民间文献的整理涉及到相当多的地方性知识，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具体到《丛刊》，它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史料，让下一代有机会再看到这些文书。二是拓展研究空间，民间文献与日常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从这套文书来看，它所揭示的客家生活环境，是非常独特的，是典型山区型的经济模式。这对推动客家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创院院长罗勇教授指出，《丛刊》的出版对客家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客属人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几十年来，客家研究总体水平仍处于低层次、非主流的边缘状态。虽然我们也曾经和劳格文进行合作，出版了《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已出版18种）。但这套丛书以口述访谈为主，少有民间文献资料的发掘，难以体现出客家的地域性、民间性。可以说，缺少大批量、成体系的史料支撑，是客家学研究难以持续推进、进而达到高水平的主要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丛刊》出版的意义不言自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李庆新研究员指出，《丛刊》的出版是客家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近几年，我们在做海洋史时，也发现很多客家文书。因此，客家研究的继续推展，应关注到广阔的客家地区，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外的问题。
二、客家文书编纂的过程与创新
本书主编之一曹树基教授围绕《丛刊》的编纂过程及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做了主题演讲。他一开始就指出，虽然客家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看起来是一个新领域，但对他自己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以往搜集与整理石仓、徽州、鄱阳湖区等民间文书基础上的。在多年的工作积累中，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已经形成了一套专门整理民间文献的工作手册。
不过，他也指出，虽然已有多年的积累，但在整理的过程中仍存在相当多的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大部分的文书几经流转，归户性被破坏了，来源不清晰。与其他地区不同，赣、闽、粤三省客家地区的契约常常缺载地名，如县、都、乡、堡、村名；对于人名的记载，也常常省略姓氏。对研究者而言，不归户的契约文书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这样一来，确认这些文书所在的省、县、镇、村以及归户，就成为编辑过程中的最大难题。为此，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采用地名与人名勾连，从手工勾连过渡到数据库勾连”的方法。
具言之，《丛刊》将契约中的所有人名、地名、亲属关系、交易关系以及特殊用词制成数据库，通过编制程序，进行勾连，将其中有关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然后，以归户或归群为目标，依据以下五个具体原则——不同契中出现同一人或同一个先祖者；同字辈，至少要有两个字辈相同，且时间相近；县名、都名、村名及其他小地名相同或有关；契约书写格式及特殊用语相同；纸色与摺痕相近或相同——进行细分。
据此，《丛刊》在广东文书、江西文书、福建文书基础上，将每户文书依次分为契约、抄契簿、执照、账簿、其他五个类别。每个类别按时间先后排列，时间缺失的排在同类别最后。每个类别按时间先后排列，时间缺失的排在同类别最后。同样地，在商业文书板块，《丛刊》分别收录了赣、闽、粤三省各类商品交易票据、信贷票据及商业账本。就全书而言，《丛刊》文书可分为土地买卖文书、赋役类文书、借贷类文书、租赁类文书、合同类文书、商业票据、分家单、借条与收据九个大类。其中，土地买卖文书可分为五种形态，即完整产权土地之断买、完整产权之出典、不完整产权之转让、加找与回赎。合同类文书可分为六种形态，即和好与纷争、婚姻与承嗣、财务安排、物业调换、请求与承允与其他。
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在发言中对《丛刊》的特色进行了如下概括：其一，数万件文书全部来自民间私藏，属首次披露，均归户到镇、村，这对于推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客家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编纂团队为学界贡献了人名、地名勾连和数据库勾连的双重整理归户手段；其三，主编曹树基教授挑选出180种契约类型进行解读，尚属首创；其四，专门设置商业文书板块，为传统乡村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拓展了商业史研究的领域；其五，这是一项抢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大出版工程，它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地区的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民间文书研究的新方向
中山大学（珠海）历史学系主任吴滔教授围绕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丛刊》所提出的归户、归群的方法也许还待进一步讨论，但这样一套整理方式是有益的尝试，是值得提倡的路径。甚至可以说，这一整理方法，可作为之后民间文献整理的范例。这套客家文书的出版，不仅对客家学研究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区域史研究有巨大的意义。此外,他还提到，“归户（群）”的民间文书处理方式或许可以解决学界一直争论的“皇权不下县”问题。
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永华教授首先表示，虽然他本人并不专门做客家族群研究，但一直在客家地区（闽西四堡）做田野，与客家有着密切联系。其次，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海量发现、整理与出版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却远远滞后。因此，如何加快民间文献的利用，即如何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转型、实现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对话，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表示，很期待下一代年轻学人们能在海量民间文献的基础上，推出像《蒙塔尤》这样的传世之作。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彭凯翔教授首先表示，欧洲经济史料的优势在于时间的连续性，而中国经济史料的优势在于广泛的区域性、差异性。这种本土优势或许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巨大冲击，进而更新社会科学理论。其次，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大量文书的涌向，如徽州、清水江、客家等，而在契约比较少的河南，也发现了相当多文书。同时，这也是一个挑战，即怎样跟进历史学家的脚步，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志繁教授认为，《丛刊》开创了文书整理的新范式。虽然之前的徽州文书很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各类文书都很零散，难成体系。因此，《丛书》所提供的整理与研究范式，尤其是书中每一户的摘要，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教材。其次，《石仓契约》出版之后有大量研究的跟进，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方向。这套归户或归群的客家文书，加上族谱和田野调查，或许可以开辟客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最后，这套丛书有助于深化经济史研究理论，可以帮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社会经济史，即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资本主义发展史。他期待以这套资料为基础，涌现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浙江大学历史系杜正贞教授指出，由于之前有过编纂大型文书的经历，她深刻了解《丛刊》成书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此次《丛刊》能够顺利整理出版，离不开广东人民出版社肖风华社长和钟永宁总编辑带领的项目组，和以曹树基教授团队、陈支平教授团队所开创的高效编纂机制。可以说，《丛刊》本身即可称为出版社与高校合作的典范。其次，她表示，这套以客家族群为特征的《丛刊》的出版，可以促使学者在原有地权、交易习惯等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具言之，可通过各区域文书的比较研究，拓展区域史的议题；可通过数据化，打通各个文献之间的关节。
总之，作为首次从民间系统搜集、整理编纂的清至民国时期赣闽粤客家珍稀契约文书，《丛刊》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将有力地推动客家学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本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丛刊》整理本身所建立的“归户或归群”范式，也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