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艾之苦
1、权力的游戏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苏联全境，从者如云，许多人都相信这是新时代的黎明之光。1986年2月25日这个冬日清冷的早晨，前夜温度已降至零下18℃，近五千名身着冬服的人来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点缀着巨型列宁画像的红场，其中既包括苏共和政府高级官员、军官、科学家、大型国企领导，也有工人和集体农场农民等劳苦大众。他们是前来参会的党代表，他们的使命是为国家未来5年的发展制定新的路线。自19世纪末一群富有理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创立该党以来，这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27次全国代表大会。
人群一到克里姆林宫便即刻前往国会大厦，这是一幢由玻璃与水泥构建而成，饰有白色大理石板材的建筑。大厦建成于1961年，坐落在曾属于16世纪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建筑群所在地。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希望该建筑可以和1959年在北京揭幕的人民大会堂相媲美。那座中国大会堂可以容纳上万人。羡慕的苏联人将自己大会堂的一半置于地下，以使会堂可容纳的座席数从四千增至六千，除了包厢的露台座位，其他多数会议厅的座席就在地下。及至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时，无论快速增长的苏共党员数有多少，苏联领导人决定将参会代表的人数限制在五千以内，因为把大厅填满的话，参会者坐得可就没那么舒服了。苏联缺乏能容纳更多人的会场和体育场馆。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为新建成的国会大厦举行落成典礼，适逢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议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同时确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方案，该方案的基本目标将在80年代初得以实现。到了1986年，参加苏共二十七大的代表必须对已取得的成就进行评估。即便往好了说，数据也是一片黯淡。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在放缓，全面崩盘的风险日渐增大。苏联经济学家曾预测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收入增速为10%，到了1985年，增速已降至4%。美国中央情报局预测的结果甚至更糟，他们先是将增速定调在2%～3%，随后下调至1%左右。
当时，中国人已引入了市场机制，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而美国在乐观派总统里根的领导下，在经济领域和军备竞赛中都势头强劲。然而，苏联的领导层却迷失了方向。苏联民众对自身的共产主义实践愈加失望，备感苦恼。尽管共产主义信仰在苏联出现了危机，人们似乎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位年富力强、魅力非凡的苏联领导人——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这是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参加党代会，他清楚地知道苏联领导层、苏联民众，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于他一身。在这之前的三年可以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葬礼年。自1964年起就执政的勃涅日列夫，病逝于1982年11月；克格勃出身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继承了勃涅日列夫的职位，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病床上度过并于1984年2月病逝；他病恹恹的继承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于1985年3月逝世。似乎领导人要将国家一起带入坟墓。除了经济窘迫，他们还不断将年轻小伙子派往阿富汗——自1979年起苏联军队就在那里陷入了困境——并准备和西方世界展开核对抗。克格勃的海外站点曾被要求放下一切工作，寻找即将发生核攻击的迹象。
无论是在党内，还是社会上，人们都相信充满理想的戈尔巴乔夫能扭转困局。西方对恢复双边友好关系也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在美国，里根总统厌倦了苏联领导人总在他的任上逝世，正在寻找一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的亲密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告诉他，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个人。1985年12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初次会面，虽然关系尚有些紧张，但还是为后续更富有成果的对话打开了大门。此番对话不仅包括私人会晤、外交渠道的沟通，还包括公开宣言。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核武器裁军计划，此举令里根大吃一惊。人们猜测他接下来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中，会进一步就裁军问题向美国发起挑战。
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要替苏联的各种危机寻得解决之道。他在大会报告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写进了许多想法。1985年深秋时分，他召集两位最亲密的顾问——首席助理瓦列里·博尔金和前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到黑海沿岸索契附近的国家度假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是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彻底调整，只是尚未开始，而雅科夫列夫将因为实施这一改革而成……为声名卓著的“苏联改革之父”。当下改革的核心是加速。当时的人们相信苏联体制基本可行，只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推动，“科技进步”在苏联是技术创新的代名词。
在党代会召开前数日，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关在家中，大声诵读自己的演讲报告并且进行计时。在没有间断和不被打断的情况下，报告朗读时长超过六小时。在戈尔巴乔夫操练自己的演说技巧时，大会代表则忙于光顾莫斯科各类商店，而不是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同时也是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博尔金说道，“他们必须给家人、熟人和自己采购很多东西，他们订了太多东西，甚至用火车运走都很费力。”
这些代表来自饱受农产品和消费品短缺困扰的地区，而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成为苏联生活的常态。苏共领导层无法缓解普通民众物资短缺问题，只是尽可能向党内精英提供供给。在代表入住的酒店内，开设了食品专营店分店和百货商店，那些难以寻得的商品从全国各地运至此处。这些商品包括时髦的套装、套裙、鞋子、鱼子酱、腊肉、香肠，最后一样重要的东西是香蕉。这些都是普通苏联民众所渴望的东西，这些人不仅生活在各个州，也生活在包括莫斯科、列宁格
勒（今圣彼得堡）和基辅等物资供应更充足的大都市。邮局开辟了专门渠道去处理所有代表从莫斯科运回的商品。
来自各地的高级官员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平时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关系获得这些稀缺物资，但参加党代会给了他们另一个机会。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游说莫斯科的主政者和部长们，为自己所在地区或公司争取资金和资源。他们还尽力维持原来的朋友圈和熟人圈，并拓展新的关系网。关系网意味着推杯换盏，常常饮酒无度，这既是苏联管理方式的特色，又是饱受诟病的地方。普通民众的酒精中毒水平给戈尔巴乔夫敲响了警告，于是他在前一年就发起了禁酒运动，尤其是党政官员，一旦醉酒将被追责。
手握实权的乌克兰政党领导人沃多米尔·谢尔比茨基是乌克兰代表团团长。作为他的亲密助手，瓦列里·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起一幕插曲。负责对参会人员例行检查的克格勃从一位代表身上闻出了酒味，便将此事汇报至高级官员。该事件涉及乌克兰产煤区卢甘斯克的一位地区领导人，此事一路上报至苏共最高领导层。“这位书记被当场开除党籍。”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道。他勉强没让人发现自己和第一批苏联宇航员喝了一夜酒，宇航员的受欢迎程度相当于苏联的摇滚明星。“谢尔比茨基坐在主桌前，一直盯着他的代表团看。因为倒霉的事可能会发生，我始终耷拉着脑袋。”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道。有个朋友时不时地碰碰他的膝盖，在大会演讲时弄醒他，这算是救了他。
50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里奇哈诺夫是1986年乌克兰代表团的成员。作为一名忠实可靠的老党员和高级别的企业管理者，这是布里奇哈诺夫第一次参加党代会。本次党代会四分之三的代表都是首次参会。像布里奇哈诺夫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大约350人，约占总人数的7%。布里奇哈诺夫个头较小，身材精瘦却腰板笔直，黑色的卷发梳向脑后，满脸略显尴尬地微笑着，他常给人留下善良和正派的印象。他的下属评价他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和高效的管理者。他并非酒徒。如果非要说他属于哪类人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地道的工作狂。他干得多，说得少，是苏联企业领导中既能成事又能善待下属的少数派。
布里奇哈诺夫当选党代表是对他在世界第三大核电站所从事的领导工作的认可。他从零开始建设电站，现在电站有四座百万兆瓦的核反应堆在运转，还有两座尚在建设中。他的电站超额完成了1985年的生产目标，发电290亿兆瓦。因其优异的工作表现，布里奇哈诺夫荣获了两项高级别的苏联奖项，很多人认为他可能会赢得更高等级的荣誉——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1985年11月底，基辅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曾庆祝过他的50岁生日。胸口戴着勋章当选为党代表本身就彰显了不同，就算不比大多数的政府荣誉更了不得，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在布里奇哈诺夫生日前不久，一位记者从基辅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在地——普里皮亚季，打算对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规划进行采访。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布里奇哈诺夫忽然向这位拜访者敞开了心扉。他回忆起1970年的一个冬日，他来到切尔诺贝利，还在当地旅店里租了一个房间，时年35岁的他已被任命为这座即将动工兴建的核电站的站长。“说实话，刚开始挺吓人的。”布里奇哈诺夫向记者坦言。接下来也是如此，如今他已管理着一家拥有数千名高素质经理人、工程师和工人的企业。他实际上还承担着管理普里皮亚季这座工厂城市的责任，近五万建筑工人和电站员工在此居住。他甚至向记者抱怨，不得不从核电站调拨出一部分人力和资源，以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的顺利运转。“城市之父”的头衔还是带给了布里奇哈诺夫一些回报。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和召开的过程中，他本人的照片和简介纷纷出现在当地和切尔诺贝利的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