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清代宣布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的同时，还在福建、浙江和江南三省设立闽海、浙海和江海三个海关，准许前述四关（俗称四榷关）对外贸易。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和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商，决定在广州创设洋货行，专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并负责粤海关交纳税饷事务。广州开始有专营对外贸易的商业行号，此即广州行商制度或洋行制度的起源。这种行号自始就由封建官府势力培植起来，并成为封建官府机构在对外贸易上的代理人，具有官商身份。清代封建国家在当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广州行商如同其他独立的主权国家商人一样，是参与对外贸易，替外国商人做买卖的中介经纪人。除当时具有仆役身份的“买办”之外，并不具备也没有构成后来即近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的买办与买办商人的意义及买办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这是不容混淆的事实和理论。广州洋货行建立后的早期情况，迄今知道很少。《粤海关志》和《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和道光朝）等史籍中的记述基本上是以乾隆十六年（1751）后，特别是嘉庆、道光间（1796—1850）史事为主。今人梁嘉彬所著《广东十三行考》，对洋货行初建史实根本未曾探明，吴晗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六卷第1期，1939年6月版，第198页。，对十三行历史并不熟悉，也非行家。如同作者一样，只知抱住十三行和三十六行做文章，即使考知十三行等出现年代，也不能推翻洋货行成立的年代史事的铁证。该文与《广东十三行考》所述行商早期历史情况，尤多揣测武断之词，不足置信，亟待澄清。本书根据清代有关历史档案资料着重对清代前期广州洋货十三行创立初期历史作一考察。
本书不采用“广东十三行”为题，是有所考虑的。首先，“广东十三行”究指何行业，无法说清楚。如在清代前期称洋货行为十三行，晚清又称银行金融业为十三行，就是明显的事例。即使考出了十三行成立的时期，也无法说它就是广东行商制度起源的证据。因为十三行就不是专门代表广东外贸的机构，无法推翻洋货行成立于清代康熙年间事实的铁证，这是很清楚的。看来“广东十三行”是对当地某一重要行业随时可套用的名称而已，根本不代表广州行商制度或者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的事实。
其次，“广东十三行”这一提法欠妥，只能在某种意义上稍为可以成立，即指广东与其他各省区别而言，然亦成问题。因为“十三行”之名就现在所知，如在直隶天津挑脚夫行业就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不是广东独有的。即如粤海关开放各口岸的商人所开的店号就不称十三行。因此，有人用想当然的口吻，好像当时对外四港（四榷关）各口岸均有十三行设立，这是没有的。除广州一口外，其余各口均无（牙行之类除外）。清朝政府谕旨中已有涉及，有人把厦门的郊行说成洋行，视同广州洋货十三行一样。实际当时福建厦门为吕宋（即西班牙）夷船和贡使来往之地，福建、台湾习俗称商号叫郊行，如糖郊、米郊之类。当时官府文书说宁波并无巨商开设洋行，洋货进口乏人消贷《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抄本。。此外，舟山、定海等处亦同。研究历史好作宏观推断，我认为至少要把微观事实先弄清楚，才能加以概括。否则结论就与事实不符，要出笑话的。“广东十三行”提法充满乡土观念，它是以标榜广东为目的的，如果要加地名以示区别，也只能说广州十三行。
再则“广东十三行”说法有些夸张，未弄清十三行的起源，也未探明洋货行问题（甚至只字未提）。由此看来，称“广东十三行”只能是旧说法，因袭屈大均的记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可说毫无新意。行商制度即起源于清代洋货行，为什么又称“十三行”呢？其间具体原因不详，只能说这是广东地方观念和习俗使然。如清人昭梿记述：吴兴祚主粤时“奏通商（洋）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至今）赖以丰庶（焉）”昭梿《啸亭杂录》，清代刻本，卷九吴留村条，第7页。。为什么称十三行而不称洋货行呢？雍正五年（1727）广东布政使官达上奏，“查广东旧有洋货行，名曰十三行，其实有四五十家”《雍正硃批谕旨》，第十三册，第50页。，他特向朝廷正式解释说，康熙二十五年创立的洋货行即十三行，并不是因十三家而得名，疏中还强调说它不是十三家，实际包括大小行商有四五十家。布政使俗称藩司，掌管一省的财经、民政，对此是有所了解的，否则他就不会如此上疏说明。此疏原则性很强，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康熙至乾隆年间（1662—1795）撰写《澳门纪略》一书的两位编著者，熟知广东沿海一带广州和澳门地方的情况，当时对“洋货行”和“十三行”是混称的，就概括为“洋货十三行”。这是当时人正确说法，也是全面的。我据以上两记的记述，所以我说，“洋货行俗称十三行”，又说“十三行是洋货行出现于当时的另一称谓”，看来是恰当无误的。
书中我还对洋货行成立前后的有关史实加以说明，但不是把所有无关的问题都与洋货行成立相联系，如明代三十六行之行，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是不难理解的。
本书对成立洋货行与当时广州商业发展情况予以注意，论及轻纺工业和商品流通以及商路运输等。广州中外商人之间为攫取商业利润相互之间竞争都是重要中心问题，不可不加以探索。同时，广州中外商人之间，因商业信用、高利贷而形成的债务纠纷，也是重要问题，只谈广州行商对外商“行欠”是片面的。有关广州行商的历史，这里只举了著名几家为例，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家史和衰落过程（若把他们作为买办或买办商人来论述，这与当时社会历史事实不符，显然不正确）。当时广州行商对中外文明传播的贡献，只能举例而言。
我为此书花费了不少时间，写作时断时续，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因为平日事繁，琐务羁身，未能早日完成。衷心感谢中外友人，同事以及我的研究生，先后热忱相助。现因年事已高工作效率不够理想，除了早已订稿章节外，个别部分多承王福明和彭弘两位相助粗加整理，最后由我审阅定稿，当此有机会成书出版，求教方家，私衷不胜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