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的徽州情结
                  ——从徽州方言土语乡音谈起

1949年4月，58岁的胡适先生离国他去，开始了他在美国纽约的流亡公寓生活。9年后，也是4月，他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直到1962年2月24日去世。在晚年，他儿孙不能绕膝，唯有老妻相伴。此外，经常陪着他、比较亲近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唐德刚，一个是胡颂平。在《胡适口述自传》《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样的“主业”之外，前者留下了《胡适杂忆》，后者写就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两本回忆录对胡适的晚年生活做了最好的笔录，特别是后者。暮年“乡音”动江关，两者都展现了胡适先生那浓浓的、挥之不去的徽州故乡情结，表达了他故国难回、亲人难聚的无限感慨。据胡成业的统计：“《胡适口述自传》的第一章是故乡与家庭，开篇是‘徽州人’，该小节约2000字，笔者统计出现徽州人12处，出现徽州5处，出现徽州商人、徽州盐商、徽州帮、徽州朝奉、徽州士绅共5处，可见响当当的‘徽州’两字，烙印在胡适先生的骨子里。”
而笔者这样的徽州后学，尤其感兴趣的就是胡适先生谈论徽州的方言与土语，用绩溪话吟诵诗词歌赋。徽州方言是全国独特的区域语言，曾被称为“第八大方言”。每个县的各个乡镇之间都必须用当地普通话来交流，更别说旧属徽州的几个县之间了。胡适先生曾把徽州比作苏格兰，笔者2009年曾在苏格兰的斯特灵大学留学一年，感受颇深。估计他指的不仅是两者类似的四处经商的传统、独特的地理文化，还有那浓浓的、难懂的当地口音吧。
笔者的老家（歙县溪头）与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相距不到20公里，两本回忆录中提到的很多方言土语，都让笔者不由自主地用方言来重复，总是显得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在本文中，笔者就两本回忆录，特别是《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辅以其他相关资料，结合本人的语言体会，试图探讨胡适先生是如何谈方言、论土语、吟乡音的，以求教于各位语言学方家。

季羡林的同班同学

季羡林先生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言文学系），属第六级（“1934级”，按当今的说法，应该是“1934届”），1930年秋天入学，1934年夏天毕业。这一年，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什么最后选了清华？按季羡林的说法，“为了想留洋镀金，我把宝压在了清华上”。为什么要进西洋文学系？季羡林给出的理由是“外国教授多而驰誉学坛，天下学子趋之若鹜”。相信季羡林的同系同学都抱有同样的想法。
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引言中说：“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我选的是西洋文学系。”那么，有多少人入学后报考了外文系呢？据季羡林的同班同学王岷源 1988 年在《五十八年的友谊：怀念我敬佩的学长施谷同志》一文中的回忆：“在 1930 年夏天和我一起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仅有十九人，到了 1934 年毕业时就只有十八人，其中有两人还是中途插班过来的。”因此和季羡林同过班的同学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和他“同进同出”。王岷源为此提供了一种说法，我们将在此基础上做一番考证。
按王岷源的说法，第六级刚入学分系就有19个人选外文系，这在当时的文学院是人数最多的了。到1934 年夏天毕业时，文学院第六级（41人）毕业生分系统计及比例如下：中国文学系（9人，21%）、外国语言文学系（18人，44%）、哲学系（4人，10%）、历史系（6人，15%）、社会学及人类学系（4人，10%），其中外文系绝对是第一大系。但与上一届也就是钱锺书所在的第五级相比，无论是人数还是比例都要有所逊色。当时文学院53名毕业生中，外文系27人，占总数的一半多。不过，在清华大学文学院中，无论是从入学还是就业来说，无论是从人数还是比例来说，外文系始终是第一大系。
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刊登的“一九三〇年录取新生名单”和随后的《国立清华大学第六级毕业生一览》比对，二者皆有也就是“同进同出”的是张君川、陈兆祊、季羡林、何凤元、陆以循、吕宝东、施闳诰、唐锦云、左登金、王岷源、吴景芳、武崇汉，总计12人。其他毕业生中，邹立琛情况不详，张章达本为1929级新生留级而来，陈光泰、崔金荣、尤炳圻3人均为1931年从他校转专业而来，彭国元则是1929年转来清华，但留级到了季羡林他们班。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版税纠纷

80多年前，林语堂和赛珍珠因约稿写书而结缘，由理查德·沃尔什（后来成为赛珍珠的丈夫）所办的庄台出版社（John Day）推出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一系列畅销书，双方实现了“双赢”。过了20年，两人因版税纠纷而分道扬镳，林语堂未能“从一而终”，换了其他出版社，庄台出版社也失去了一个畅销书作家，迎来一个“双输”的结局。60多年来，在这场版税纠纷中双方孰是孰非，在国内无论是报刊文章还是著作论述，呈现出绝对的一边倒趋势，都认为赛珍珠夫妇在版税问题上欺骗了林语堂。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上又不太一样，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观点一：庄台出版社抽取了50%的版税。
施建伟在《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中认为：在美国出书，一般来说，出版社提取10%的版税，可是，赛氏夫妇的庄台出版社居然提取50%，比别人多4倍。王兆胜在《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等专著、雷小明在《林语堂与赛珍珠为何结怨》（《人民文摘》2008年第9期）论述中也持同样的观点。总结起来，他们的意思是庄台出版社抽取了林语堂50%的版税。
观点二：庄台出版社支付了5%的版税。
马儒在《林语堂与赛珍珠两个文友的往事》（《炎黄纵横》2012年第10期）等文章中认为：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作者支付 10% 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林语堂的著作都是给的 5%的版税。陈敬在《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吴小英在《论林语堂的经济生活及其影响》（《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1 期）中都持同样的观点。总结起来，他们的意思是庄台出版社支付了林语堂5% 的版税。
观点三：庄台出版社就海外版和翻译版的版税抽取了50%。
董乐山在《边缘人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中讲道：林语堂的书在海外畅销，林才发现庄台出版社把海外版和翻译版的版税抽去了50%，而不是按惯例的10%，吃了不少亏。朱艳丽在《幽默大师林语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总结起来，他们的意思是庄台出版社在授权国外出版社出版林语堂著作的海外版和翻译版时，把获得的海外版税截留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