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山与海之间
茫茫无涯的大海，波涛缓缓地涌起，缓缓地沉落，又缓缓地涌起，有如大地的呼吸，一起一伏；隆隆的巨响，仿佛来自大地腹腔深处，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吹东南风，还是西北风，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从不止歇。天地之间，除了水，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但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露出一块粗砺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有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几天之后又露了出来，还渐渐扩大，渐渐高隆，成了一个小岛。小岛渐渐长大，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不知从何时起，岛上的岩石缝隙间，长出第一株青翠的小草。第一粒草籽也许是风吹来的，也许是候鸟带来的，也许是从海底爬上来的，总之它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来了，而且生根发芽了。
海面的岛屿越来越多，渐渐连成一片，迎接着来自遥远北方的千百条河流，河水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过南岭山脉，把无穷的砂砾推向大海。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海水退却，陆地隆起，一片陆地形成了。后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珠江三角洲。
广州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再往北就是绵延千里的南岭，西江出肇庆羚羊峡，北江出清远飞来峡，东江出博罗田螺峡，三江来水，汇成浩浩珠江，最后通过八大门河口，奔流入海，形成了众多的溺谷和漏斗湾。南海古时有“涨海”“沸海”之称，其磅礴恣肆的气势，可以想及。清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有一段记载：“昔者五岭以南皆大海耳，渐为洲岛，渐成乡井，民亦藩焉。”海潮一日两涨，枯水期江水势弱，海潮从各个河口涌入珠江三角洲腹地，甚至远溯至清远山区。
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更多岛屿浮出水面。广州的海珠区，也在这时成为一个大岛。海珠区的七星岗，只要往地下挖几米，就会遇到藏着大量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和微体化石的淤层。地理学家1937年在七星岗发现了海蚀崖和海蚀平台的地貌结构，从而认定这里曾是南海溺谷湾的一部分。
从地理学来看，溺谷湾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海岸在长年累月的潮水冲击下，会堆积形成沙堤。七星岗东南方的松岗，就横亘着一道高出珠江准点平原一米多的沙堤。这一发现，吸引地貌学者纷至沓来。随后，他们在赤沙、鹭江、赤岗，陆续发现了古沙堤的痕迹。遥想当年，这个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曾经浪涛汹涌。
人们在中山四路发掘出一个秦代遗址，有部分学者判断其为造船的船台，这意味着，秦汉时中山四路以南，便是溺谷湾的滩涂水岸，否则船只无从下水。在遗址下面的淤泥中，采到了几十枚泥蚶——一种生活在咸水中的软体动物。有趣的是，它们的贝壳是闭合的，属于自然死亡，并非人们食用后丢弃的空壳。这表明当时中山四路以南的珠江水，就像海水一样是咸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广州人仍习惯把穿城而过的珠江称之为“海”。天字码头、沿江路一带被称为“海皮”；渡江叫做“过海”；城厢内外有多条“海傍街”。有人认为这只是方言，并非真的说大海。但早在东汉，《汉书》中就说番禺（广州）“处近海”，作者班固是陕西咸阳人，应该是说关中语的，但关中语并没有把江说成海的习惯。三国东吴中书丞华覈上表举荐交州刺史陆胤时，亦称广州“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华覈是江苏丹徒人，也不懂广州方言。另一位交州刺史步骘评价广州地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他把广州形容为海岛，其实它更像一个半岛。步骘是江苏淮阴人。唐代诗人高适留下了诗句：“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他是河北景县人。宋代诗人杨万里诗曰：“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他笔下的“大海”，是指扶胥南海神庙一带，而“小海”则指今荔湾地区。杨万里是江西吉水人。
这些外省人都不熟悉广州方言，却不约而同采用了“海”的说法。可以推断，广州人把珠江称为海，既不是方言，也不是井蛙之见，把江河误作大海，而是千万年前对大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留存下来了。濒海地区，往往受咸潮影响。广州直到明朝，日常生活仍深受咸潮的困扰，每年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从南海汹涌而至，直灌入城，连井水都是咸的，每逢夏秋台风季节，经常水漫羊城。
从侏罗纪至白垩纪，燕山期岩浆不断大规模侵入，至第三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形成了瘦狗岭断裂带、广从断裂带和广三断裂带这三大断裂带。沿海地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从海里冒出的沙洲、岛屿越来越多，南沙、番禺至虎门出海口，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广州著名的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原来都是沉浮于海中的小岛。
宋人方信孺形容广州的地形是“万山滚滚尽东来”。大庾岭自北逶迤而来，至广州分为三十余峰，逐级而下，白云山为第一级，越秀山为第二级，禺山、番山为第三级。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述：“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
番、禺二山在南汉时已经消失。考其位置，番山大约起于今越华路，沿旧仓巷、文德路向南伸至文明路，西及北京路、西湖路。禺山大约起于广大路西端路口，经财厅前、南越王宫博物馆、城隍庙，至仓边路与中山四路交会处止，以聚星里为最高处。从高处俯瞰，二山略呈丁字形，山势并不算雄大。屈大均推测，番、禺二山应该很大，所以番禺县才会以它们命名，不会只是城中这两座“特培塿耳”的小山。
但屈大均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是番禺县以番、禺二山得名，而不是反过来？历史的真相，也许是任嚣或赵佗在这里建立郡治时，登山临水，一时兴起，才把这两座无名小“培塿”，以番禺县的地名，分别命名为番山、禺山呢？
远古时代，番、禺二山与越秀山是一体的，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山头，并非截然分开的三座山，正如越秀山还有越井岗、象岗、蟠龙岗、桂花岗、木壳岗、长腰岗、鲤鱼头岗等不同的山头。1954年在越秀山镇海楼后面，发现唐代天祐三年（906）的王涣墓，墓志有“番山之左，越井之下，以卜以筮，可封可树”之句，似乎证明越秀山也叫番山。其实，所谓“番山之左，越井之下”，更多是出于骈文骊句的要求，追求对仗工整而已。越秀山的北面是白云山。这两座山也是一体的，越秀山是白云山的余脉。蒲涧清溪，飞流直下，从濂泉向西汇入金钟塘，在上下塘转向南，在越秀山东麓一分为二，一支沿今吉祥路、教育路而下，从北京路西侧汇入仙湖（今西湖路）；另一支经今小北路、仓边路，从中山四路注入珠江，得名文溪。文溪宽阔浩大，风帆可过。仓边路一带，布满河汊水道、曲渚回湾，夹岸丰草绿缛，佳木葱茏，鸟鸣在枝，鱼跃在水。大东门以东，统称“东山”。南部虽有冲积平原（沙洲），但形成年代较晚，北部受瘦狗岭断裂带的挤压，连片的低丘台（岗），自北向南倾斜，延绵不绝，有蟾蜍岗、竹丝岗、木棉岗、柏子岗、马棚岗、螺岗、大眼岗、和尚岗、青菜岗、天圣岗、玉子岗、竹园岗、蚬壳岗、横枝岗、黄花岗、英雄岗、白灰牛、大云头、猫儿岗、象栏岗、大水牛岗、松岗、水均岗、龟岗、西元岗、木荫岗等，溪流沟壑，纵横交错，灌木丛生，野兽出没。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敕赐永泰禅寺碑记》，描述东山口的地理环境：“千金山列于左，卬山列于右，观音、弥陀、马鞍、白云诸山当其前，州冈山拥其后，前临白云溪，后滨珠海水，高明幽雅，真胜境也。”
西门口附近，直到三国时，还是烟波浩渺的水域。经地质钻孔，在今文化公园、天成路、大德路、宝源路、西堤、光塔路、大南路、大德路等地的地层下，都发现了蚝和泥蚶的贝壳。宝源路地层中发现的海贝，经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说明秦、汉时代，这里还是水天相连。这也印证了《南海百咏续集》所说，西门口外，“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相传晋代葛洪在今中山七路的小岛浮丘石上炼丹，曾经从水井中捞出一丛珊瑚，大家都说这是海神献来的瑞物，于是把水井命名为珊瑚井。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元妙观（今中山六路）开垦菜地，挖出了一条古船。广州，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荣，曾经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无数的河涌溪流，纵横交错，千回百转，滋润着广州大地，为这座文明古城带来无限的生机。屈大均曾盛赞广州水脉：“盖会城沙水气脉，起伏周环，有情有势，真天地造设之奇。”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被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为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而已。事实上，眼睛大小、颧骨高低、小脚指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小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如温州一带的人就被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的人被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被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文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半鸟的怪物；成书于北齐（550—577）的《魏书》，也还是把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进入岭南的中原人，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势。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在萝岗区暹岗、大岭岗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21世纪以后，更多地处广州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墺。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躲避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赵宋，也逃不过朱明，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被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用途越来越专门化；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