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前言
侯 杰
《庸报》是中国近代著名报刊，曾在民国时期与《大公报》《益世报》《申报》并称四大名报，蜚声海内外。从1926年创刊到1945年停刊，《庸报》历经20年，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1926年 6月，该报由近代著名报人董显光在天津创办。董显光受过较为严格的新闻专业训练，早在1909年赴美留学期间，就曾进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和法律，是中国第一位在这所世界文明的新闻学重镇学习新闻专业并获得学位的留学生。1912年，董显光到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新闻采访中，曾经访问了美国总统罗斯福。1913年，在归国的船上，董显光巧遇孙中山。孙中山不仅接受采访使董显光发送第一次重大报道并获得成功，而且在回国后先是介绍董显光出任上海英文《中国共和报》的副编辑，后派董显光到北京从事新闻事业。在北京，董显光充分展现出专业能力和才华，与袁世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曾为避免因为吴佩孚新闻事件引发的外交争端而到日本大使馆斡旋。在他非凡的报海生涯里，创办《庸报》也特别值得书写。
1926年6月26日，董显光拿自己历年积蓄的几千元在天津创办《庸报》。报名，取自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创办之初，他白天在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晚上则把精力和时间全部投入到办报中来。虽然休息的时间少之又少，但是能如愿以偿地办一份报纸，他仍觉得十分愉快。本来，董显光是请原在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同事王镂冰主持报务，但一忙起来还是要身兼发行人、主笔、编辑、广告经理、外勤记者等职，并且事必躬亲。
《庸报》，寄托了董显光更高的办报追求。他曾坦言：“我编庸报采取一个新改革，用美国拼版方式来编排中文报纸。我放弃当时中文报纸沿用英国报纸的格式，把广告放在第一版。”《庸报》刊登的新闻一律采用美国式的大标题，遇到重要新闻，则做跨栏的长标题。“我发现美国报纸的这种编排方式的确有推广报纸销数并增进社会对其报道注意的效果。”[《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台湾新生报1973年印行，第44页。]他要把“在密苏里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到的办报经验，可能用的全都使用了出来。”在董显光的精心策划下，《庸报》的编排可谓匠心独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章内容以突出编排本市各类新闻为特色，尤其是副刊，对体育界、文艺界的活动报道也有所增加，复配以照片，因此更加生动传神，大受读者欢迎。可以说，董显光是第一个把美国的办报经验介绍给中国报界和读者的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庸报》很快就创造了发行8000份的佳绩。
1927年，董显光亲任《庸报》社长。之前，因王镂冰辞去经理一职，在天津创办了《商报》。为增强竞争力，董显光到上海找到《申报》经理张竹平、社长史量才，并协助后者成功收买《新闻报》股权。史量才感激不尽，除运来新型轮转机，给予《庸报》技术援助外，还派蒋光堂接任《庸报》总经理。董显光另聘北京《晨报》原副总编张琴南出任副总编辑，后接替邰光典任总编辑。许君远主持副刊。
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庸报》采用通栏大标题，明确指证日本人是凶手，披露了事实真相，由于揭露了日本当局是炸死张作霖的凶手，因此，天津的日本租界当局气急败坏地禁止《庸报》在日本租界出售。可见，《庸报》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关注，报纸的销量大增。至1930年前后，该报的销售量接近两万份，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成为天津的第三大报纸。
1931年，《庸报》新报馆迁到天津法租界第二十六号路（今南京路一部分）第二十七号。为纪念《庸报》创刊六周年，特于1931年6月26日出版《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董显光以社长的身份写道，“今者申报庸报已为一家。既有史量才先生之领导，张竹平先生之擘画，复有我数百同人之共同努力奋进。今后申庸之伟业，殆将随岁月之漂流而日新月异矣。”[天津庸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1931年]  实际上，早在1929年董显光又担任了上海英文《大陆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之职。此刻，董显光办《庸报》正得心应手，本不愿南下。可是史量才的力邀，使董显光感到“盛情难却，不得已把庸报委托给蒋光堂代为经营，眷属留津，个人先到上海接办这份英文报”。[《董显光自传》第48页。]
于是，蒋光堂和张琴南成为了《庸报》经营、编辑事宜的主导者。
张琴南主编要闻，并对报纸内容、编排、印刷等方面进行较大幅度的改进，使之焕然一新。该报副刊得到过众多京津文人作家投稿支持，曹禺早期编写的剧本，胡适早期的多篇文章，均刊登于此。许君远接手后，《庸报》副刊的特色更加鲜明，如每周五出版的“儿童周刊”,刊登了很多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周日出版的“平教特刊”更是了解中国教育的重要窗口。1930年代之后,《庸报》又创办了其他的专业副刊。如1931年创办的以探讨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为主的“星期增刊”，1932创办的以刊载时事新闻图片为主的“星期画刊”，1934年创办的分别以讨论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为要旨的“现代妇女”和“儿童教育”，1934年创刊的“每周漫画”等等，均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总之，《庸报》曾出现的“每日附刊”“星期画刊”“每周漫画”“游艺”“天籁”“汽车增刊”“另外一页”等副刊因满足着不同预设读者的需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欲求以及编读往来与互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在《庸报》众多副刊中，它的文艺副刊影响最为深远。与其它报刊相比,《庸报》文艺副刊别具风格,有独到之处,尤其受到知识分子与文学青年的追捧。李树芬等曾回忆称:“《庸报》副刊在天津中上层知识分子、爱好新文学的人士中引起极大兴趣,适合天津文教界及知识分子的口味。”
这一时期，《庸报》的文艺副刊秉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贴近生活,疏离政治”。《庸报》副刊《另外一页》主编姜公伟在《发刊词》(1932年9月1日)中就曾声明,报纸副刊的指导要素,“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偏重,而应扬弃支配阶级的厉害”,认为报纸副刊的要素是“在各个方面给予了大众所需要的生命力”,希望藉此一方面渐渐地提高读者的兴趣,同时更要“使读者感染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抓住时代齿轮的生活”。
《另外一页》是当时文艺副刊规模与影响都较大的一种，其每日刊出,约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内设文学、影剧评、书报评价、作家剪影、各地文化通讯、剧运报告、小说创作、木刻版画、文坛消息等九个栏目,属于综合性文艺副刊。副刊前后还出刊了《天津诗歌座谈会专号》《戏剧大众化问题讨论专号》《孤松剧团公演《雷雨》专号》等数十种专号,颇受青年读者欢迎,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除此外,《庸报》还先后设立过十余种文艺副刊,如曹禺主编的《玄背》周刊、王余杞主编的《嘘》文学周刊、邵冠祥主编的《诗讯》两周刊等。
因为《庸报》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日本侵华势力的关注。1929年7月22日，日本驻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提交的《关于报纸、通信的调查》中写道：“天津有十数种普通大型汉语报纸，十数种小型通俗报纸（所谓小报），内容体裁上，具有刊载整体报道和论说价值的报纸有《大公报》《庸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等数种，以收取广告费、补助费等形式运营，政治宣传报道的消长随着政权局势的发展而变迁”。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扶植并承认伪满洲国的侵华行径，遭到《庸报》等中国报纸媒体的抨击和反对，并发出的战斗呐喊：“日本对于伪国的承认，就是对中国的公然宣战，是对东北侵略的第一阶段。我们断然不能接受满洲国的成立，也不会坐视忍受三千万同胞成为奴隶。昨天，长春上演的滑稽一幕创下了新记录，我们坚决以武力抵制非法的暴行！”（《各国报纸对日支事变的态度（148）·满洲国承认反响（支那新闻论调）》）为了在占领地进行言论统制，消除抗日声音，日本侵略者决定收买《庸报》等报纸媒体，以便与日本同盟通信社形成内外通信的格局，“作为（日本）军队机关报，用于宣传和宣抚”。因此，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亲自跑到天津，趁《庸报》社长董显光因病正请经理蒋光堂转卖该报之机，委派隶属于天津特务机关的台湾间谍李志堂出面接洽相关事宜。《庸报》以五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红十字会，“后来隔了若干时发现这个红十字会有日本人的背景”。
日本侵略者收买《庸报》后，李志堂来担任社长。蒋光堂、张琴南等人辞职他去，其他员工大都留用。1936年初，日本特务机关派尾崎秀雄和三谷亨接办《庸报》，尾崎管理社务，三谷担任总编辑。《庸报》的内容和版面设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采用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电讯，社论多由日特务机关提供。张逊之任《庸报》副社长后，他的两名徒弟担任《庸报》外勤记者。后来，日人生一、池上广盛分别担任该报经理和编辑部次长。日本侵略者还将重达1050 公斤的印刷机械外附属品，由长江丸运抵天津，“即送到贵军机关报庸报社”。
1937年秋，日本军派日本同盟社的大矢信彦任《庸报》社长，为欺骗读者，在报纸上特意注明“发行人随国权”的字样。这个人实际上是在编辑局担任庶务工作的职员。李志堂、张逊之、尾崎、生一等人都辞职，报务由大矢的亲信负责。
当该报因为受到了中国爱国人士的抵制，发行量和营业收入大为下降后。大矢信彦在天津、北京等大城市设“派报社”设立于，在小城镇设“派报所”或“派报人”并强行送报，对拒绝订报的商户，以“反满抗日”的罪名，予以惩罚。《庸报》的发行量迅速增加到10万份，最高的时候达到了30万份。广告版面约占三分之一，广告费收入也转降为升，受到了日本军部的表扬。这时的《庸报》报社正式公开确立了以日本人为主的领导机构,对内则宣布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作为日军舆论工具后,《庸报》开始大量刊登日本通讯社的消息,以配合日本军部的“圣战”宣传。在日军控制之下,天津所有报刊均被勒令停止运行。当时,除《庸报》外,只剩下《东亚晨报》、《天声报》、《新天津报》、《新天津画报》、《天津妇女日报》、《银线画报》、《每日科学》、《游艺画刊》、《商钟杂志》、《天津杂志》等十种报刊杂志。到1941年时更是仅余八家,而截止到1943年秋,天津除了《庸报》外,只剩下一家画报和一份杂志。可以说,在整个沦陷时期,华北新闻界由《庸报》所垄断。
这一时期，《庸报》的副刊与现实生活开始疏离,首先在版面上进行调整。其设立了《新茶经》文艺版与《花苑》曲艺专版。《花苑》曲艺专版,多介绍关于电影、戏曲方面的信息,而伶人生活表演与剧评是其主要内容。
同时，因为百报凋零，这一时期《庸报》的文艺副刊成为沦陷区文人的主要创作基地，发表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文章以及当时文艺界的动态。如笔者发现，1941年1月1日“新春文艺”栏的头条上有一篇署名知堂的《新年志感》，未见周作人相关文集收录，可谓“佚文”。而通过这篇“佚文”，我们可以约略知晓“落水”之初的周作人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对抗战前途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从而对于研究作家这一时期创作思想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庸报》副刊是研究北方沦陷区文学状态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