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山西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府以西约10 英里的武周山上。大部分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但具体的开凿时间都不确定，只有11 号窟例外——据窟内题记可知，11 号窟开凿于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 年）。因此，我们无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些雕塑，只能将它们大体分为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在此，我们按照洞窟的顺序进行排列。选用的照片（均拍摄于1922 年秋）非常有限，只能说明云冈石窟中雕像和装饰的主要风格特征。需要补充的是，3 号窟中也有一些隋朝的雕塑作品。
根据《山西通志》记载（参见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第一卷第二部分），石窟寺始建于神瑞年间（公元414 年—416 年），竣工于正光年间（公元520 年—525 年）。但从风格来看，现存的雕塑没有一件早于5 世纪中期。如果这里存在过5 世纪初的雕塑，那么它们一定是后来被毁了，极有可能毁于公元446 年—447 年的灭佛运动。几年后，大约自公元450 年起，尤其是在文成帝（公元452 年—466 年）的大力支持下，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佛教复兴运动，云冈的很多石窟寺极有可能是这一宗教热潮的结果。《魏书》记载，献文帝（公元466 年—471 年）和孝文帝（公元471 年—499 年）曾数次造访这些石窟寺。据唐朝初年的佛教文献记载，和平年间（公元460 年—465 年）昙曜和尚主持建造了其中一些大型壁龛或石窟。这可能是云冈石窟大规模艺术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些洞窟的开凿以及雕塑装饰工作延续到了5 世纪末至6 世纪前25 年。后来，云冈石窟还增加了一些重要雕塑，比如3 号窟内的一些造像便清楚地反映了隋朝时的特点。很多雕塑后来都被修补或被新作品替代了。无论是石佛寺后面洞窟里的雕像还是寺内的雕像，清朝时都修补了泥层，一些装饰也被多次涂改，有一些涂改甚至是近期完成的。这些雕塑的材质是软而易碎的砂岩，随着时间流逝和雨水冲刷，很多地方都已经严重毁坏，因此有必要进行修补。一些后来修补的泥层已经剥落，雕塑上满是洞，这是修补泥层时钉木楔子留下的。虽说在云冈石窟，彻底毁坏造像或者砍掉造像头部这一类破坏行为不如龙门石窟那么严重，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外面的泥层和劣质的颜料，现存的大量雕塑显得非常难看。只有在个别远离寺庙、不太重要的小洞窟内，或者是某些高处的摩崖窟龛中，才能看到一些躲过修补、保存相对完好的造像。

图30  6号窟。下面的一层。东壁局部。下层浮雕讲述了佛祖的生活，其中的一些细节在后面两幅图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宽大的饰带上是传统的枝叶纹，将浮雕同上面的区域分开。坐佛体积很大，下方中间有三个圆圈（或轮子），两侧各跪一鹿，表明佛陀在鹿苑讲经。佛像两侧各有一些信徒。这些人物经重新彩绘后显得非常粗糙，部分重新泥塑。

图35  9号窟。前殿西北角。中间一行覆莲把墙壁分成两层。图中西壁上，每一层都有很多壁龛，龛内佛和菩萨或坐或站。下层分成两个壁龛，里面有一尊坐佛和一尊释迦牟尼佛立像。上层分为三个壁龛，里面是三尊菩萨坐像，上方的屋顶仿照木结构建造。前殿中的这一布局在9~13 号窟中很典型，构成了非常统一的一组。不幸的是，这些造像都被重新彩绘和泥塑过，它们的艺术特色几乎都被掩盖了，但是造像的基本样式和装饰依然可见。我们只选取了其中几件造像，主要展示它们的装饰。

图53  22号窟。洞窟前半部分已坍塌，大佛现在几乎处于露天状态。主佛被称为奇迹，即一佛化千佛[见富歇《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Beginnings of BuddhistArt）]。大佛正在打坐，双手损毁，双腿埋入土中。地上部分高约32 英尺。

巩县石窟位于洛河附近，距离巩县约2 英里。这个地方的标志是几座北魏晚期建造的寺庙，称为石窟寺或石佛寺。这里的雕像最早开凿于北魏景明年间（公元500 年—504 年），但是现存的造像大都稍晚。沙畹曾将巩县造像与龙门石窟进行比较，并拍摄了公元531 年—867 年间的题记。显然，这些石窟不仅在北魏和东魏开凿过，在唐代也开凿过，尤其是7 世纪初。现存的大部分造像属于北魏末年到东魏初年。唐代的作品相对较少，不值得过多关注。这些石窟总体上都受到严重损坏，最大的一个洞窟除了主尊和一尊半埋在土里的立佛，其余全部被毁。五个小一些的洞窟虽然有泥土和废弃物，但保存得相对完整一些，不过由于石头质地柔软易碎而或多或少修补过泥层。相当一部分造像被带出巩县，流散到世界各地。最初的装饰残缺不全，其中很多都已严重磨损。1918 年我们第一次参观时，拍摄了仍在原处的最佳作品，以及几件可能来自巩县的人物像和头像。

图105 A. 菩萨立像。右手举起，持葫芦形物体，左手抓住下裳边缘。砂质石灰石。高3 英尺。很可能出自石窟寺。格伦维尔·温思罗普收藏，纽约。
图105 B. 菩萨立像。和前一造像类型相同。灰色石灰石。高3 英尺。材质更像来自龙门石窟。万涅克收藏，巴黎。

图319  一组造像。祭坛上共有九个人像和两头狮子，此外，还有各种具有象征意义和装饰性的标志。主佛结跏趺坐于高莲座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结与愿印。头顶上方是大树的枝干形成的华盖。顶端的树枝上坐着过去七佛，其他树枝上结有果实，其中三根树枝上有狮首，支撑起花环。两侧最低的树枝上各有一飞天，手持装饰性垂饰。同一高度中间（即花环处）原本还有一飞天，现已脱落（见图321）。莲座两侧前方分别站着阿难和迦叶两弟子，后方站着两比丘，发辫盘成圆锥形。祭坛两侧各有一稍大些的菩萨，立于莲座上，与高台座上的主群像并不相连，究竟是否属于这组群像，不得而知。台座下层正面原本可能有两头狮子，中间可能有一夜叉，托起一香炉（或圣物匣）。台座两侧原本可能各有一力士。从台座背部的题记可知，这件“阿弥陀佛像”由八位母亲奉献。
开皇十三年四月八日（公元593 年5 月13 日）。
这件著名的作品是端方担任陕西巡抚时所购。曾在1911 年的《国华》、1915 年8 月以及1917 年6 月的《伯灵顿杂志》中多次出现，介绍文字由汉密尔顿·贝尔（HamiltonBell）先生撰写。
铜像，有灰绿色光泽。高约2 英尺。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