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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总序
    一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作为这场运动重要部分的新文化运动中诞生了中国新文学,它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出世,至今也已经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了。新文学现在多称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它一出世就不但有新的文学创作,包括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而且同时也有了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评论),很快也就有了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虽然有所区别,但也有不少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一些文学研究中常常包含着批评或评论,一些即时的批评文章也往往成了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所以我们这套研究通史中,就包含了“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文学批评,将这些批评、评论的成果纳入研究通史中。再说作为学术史,理应包含文学批评的成果。
    人们知道朱自清于1929年已经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而在高校开设新文学研究的设想,在1921年就有了。当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的“本系待设及暂缺各科要目”列出的“本学年若有机会,拟即随时增设”的课目中,就有“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等。(见本丛书第四卷第45页)虽然当时的“研究”主要探讨怎样创作新文学作品,但不排除也会有对已有的新文学作品的讨论、批评。这说明现代文学诞生后,人们早就注意对它的研究。因此,积累至今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丰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被确立为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从此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此后,其教学和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几代学者辛勤耕耘,收获累累。但是,也要看到,这门学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不少曲折和磨难,尤其在某些时段里,甚至完全停顿了。也因此,对这一学科的评价有不小的分歧。我们的成果虽然数量丰富,但学术质量高的,对学术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的却不多。包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家,也有人认为已有的这些成果大多没有多少价值,有些只能视之为“垃圾”。这样的批评应引起我们警醒。检讨现今学科的问题,确也存在“夹生饭”现象,指的是我们的不少成果,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收获,但往往不那么完美,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其科学性、其立论的根据,让人不放心；后来者使用现在这些成果时要小心,对其论点、论据还须自己重新加以检验,不要轻易照搬。但对“垃圾”一说,却要补充几句话。一是“垃圾”也有宝,虽然一些成果的质量不算好,但也可能从其中捡到有价值的、可用的东西,不可轻轻一声“垃圾”就全倒掉了。前人劳动所获的点滴成果还是应该给以尊重的。二是我们现有的成果大多带有过渡性。像一座桥,哪怕是几块石板、几根木头搭建的,看上去有点简陋,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者们还是要踏着它走向前去。我们要会利用前百年里先行者们的创造,站在他们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攀高,哪怕他们只登上一级台阶,我们也要踩着它去攀登第二级台阶。
    秉持过河不拆桥的态度,本丛书罗列近百年里现代文学思潮、批评、研究的各类成果,当然是自认为比较好的、尚可供今天借鉴的，并且适当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希望可以作为本学科今后继续发展的参考。
    二
    本丛书涉及百年来的现代文学思潮等内容,但我们并不是在整理现代文学思潮史,只是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为当时文学批评、研究的思想背景和理论背景。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往往是在当时兴起、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同一部作品依据不同的文学思潮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褒贬。这样,就必须叙述不同时期与研究有关的文学创作、文学运动、文学论争等的史实,目的在于交代、说明当时出现的文学思潮、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这样的理解,本丛书将不同的社会背景、思潮背景下的现代文学研究,分成五卷。
    五四是现代文学诞生的时期,也是现代文学批评诞生的时期。初始的文学批评往往只是一些即时的作品反应。作家往往一身多任,既搞文学创作,又兼任文学批评家，像个刚刚落地的婴儿,虽然只会“哇哇”地喧闹,其响声却是生气勃勃的。有时只是作家书信里的三言两语,也可能含有对某一作品的深知灼见,我们也把它收入书中。在那个“价值重估”的时代,到处洋溢着大胆批判的精神。批桐城派、批选学、批鸳鸯蝴蝶派、批南社、批旧戏曲、批保守主义……没有哪个作家被视为“权威”,没有哪一说法已成“定论”,各种意见都可以自由发挥,各种观点都可能受到批评反对。既表现了新生力量逼人的锐气,也不免带着幼年性。虽然如此,那时的一些见解还是很宝贵的,在后来的批评、研究中常常被提到。文学批评为新文学鸣锣开道,是有贡献的。但是也要看到,那种“否定一切”的绝对化倾向对后来的批评、研究也有着负面的影响。我们的第一卷以“喧闹中的开辟”总结这1917年至1927年阶段的历史。
到了1928年,由于前一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受此影响,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化终于完成。文学领域出现了左翼、右翼的流派。与上一阶段不同,那时文学评论的流派之争主要还是文学见解的分歧,或者夹杂些宗派门户之见。这时的流派便染上了政治的色彩,从这时开始,中国文学就与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新兴的左翼流派也像五四新文学那样,他们也带着上一时期那种幼年性,不过所要批判的已经包括了一些五四的新文学家。这种极端化的倾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影响不可低估。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不同政治倾向、理论见解、批评方法的派别各行其道,各自发展,却共生于同一个环境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
    不过到“七七事变”爆发,这十年间却是史学家所称的“黄金十年”,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出版业兴旺发达,大批新文学家集中于此,上海也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受这客观形势的推动,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这时文学批评、研究的品种更多样化了，不仅有单篇作品的评论,而且也有对作家的整体研究,开始有了作家论、作家传等。不但完成了对前一个十年新文学理论、创作的资料选编,对前阶段的文学发展做了权威性的总结,而且诞生了形态比较完整的新文学史著。现代文学也在此时走进了大学课堂。总之,这十年习惯称为“三十年代”的十年,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有很大发展的十年。这就是本书的第二卷：“多元共生”。
    大发展的十年在“七七”炮火声中结束,但在抗战的非常艰难困苦中,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仍然延续前十年多元共生格局,仍有不少创获。不过时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民族救亡紧急关头,人们看待事物的价值观自然是“抗战第一”。抗战成了最大的政治,抗战第一也就是政治第一。文学也不例外,这时“政治标准第一”成了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最重要的原则。许多作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境中能够接受这一标准。抗战后紧接着四年的国内战争,谁胜谁负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在这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要高高地举起“政治第一”的大旗。客观的形势不能不对文学批评、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此时侈谈艺术就是有罪的,就会被斥为“反动”。作家队伍的政治色彩、思想分歧加深,批评文章的政治色彩也随之更加鲜明化了。这种状况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丛书第三卷用“分流与整合”来概括1937年至1949年的研究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成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时成了“显学”。现代文学研究从此开始了新的阶段,一个学科建构的阶段。一支专业的队伍开始建立,至今已经经历了四代的传承：民国时期的一代学人、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学生、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一代学生和跨世纪中成长的一代学生。几代学人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各有其遭遇,各有其贡献。但从长时段的历史来考察,他们都生活在国际、国内变动的大历史背景下,所以也有其共同点,面对的是相似的课题。直到现在,他们的共同点大于他们的差别性。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编写现代文学史是紧迫之事,这不单是为满足教学的急需,更重要的是涉及如何为五四新文学建史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为评价历史,评价作家、作品建立新的标准。这时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宣告一个前景无限美好的时代已经来到,人们欢欣鼓舞,热情歌颂中共的领导。在现代文学史的建史中,便要求用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为评价历史的新标准。上个阶段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这时被推向无以复加的地步。学习现代文学课程的目的被明确地规定为首在了解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要把现代文学史写成从五四开始便是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下的,并且已经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关,在作家研究中按照政治态度,区别“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反动作家”。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解放区文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而那些自由主义作家、现代主义流派往往受到批判,或者被排除出文学史。这是学术领域的“兴无灭资”,学科建立之始也就未能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这种“左”的倾向,后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加剧。在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上,这种预设了“绝对正确”的观点,然后要求用历史(甚至曲解历史)来加以证明,也就是当时被称为“以论带史”的方法,损害了健康的学风,影响了人才的培育和成长。这使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初期建设经历了曲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学科更是遭受空前的灾难,成了“重灾区”。现代文学史上仅剩一个鲁迅,其他的几乎全遭否定；而对鲁迅的解读也被纳入“四人帮”的造神轨道,遗毒甚深。所以我们把1949年到1976年这一时段的研究史,称为“非常的建构”,这是比较特殊的时段。
但这时期毕竟建立起了专业队伍,也还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在学术已经脱离了正轨的条件下,这些成果是珍贵的,为新的学科建设建立了基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学术上的拨乱反正,现代文学研究得以恢复。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学科获得很大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学会,出版专业刊物,学术交流经常化,不断开掘、扩大研究的领域,成果成批量地产生,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此时“文艺从属政治”“政治标准第一”等观点已被放弃,促进了思想解放。创新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新的见解井喷似的出现,热烈争鸣,可以说这是学科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如丛书第五卷书名“突破与创新”,这是当时学科的总体情势。而为了突破,就需要理论资源。这时国门打开了,西方近代、现代的各种理论像潮水般涌进,急速地填补“文化大革命”破坏后留下的思想空白,现代文学研究也以运用西方的理论、方法为时尚,出现了“名词爆炸”的现象。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也容易产生消化不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等弊端。虽然一时轰轰烈烈,热潮一过,剩下了虚无。鉴于历史的教训,大家已经认识到“以论带史”的缺陷,赞同“论从史出”的方法。史料发掘、整理得到了重视,成绩不小。但是,“论从史出”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要“出论”。我们即便占有丰富的史料,如果不能“出论”,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仍是不很完美的。参考、借鉴西方的理论是必要的,但我们自己“出论”才是更加应该引起重视的课题,也是现代文学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所必需的。
    三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从百年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很多宝贵的经验。这里只想谈一个问题：提高学科的研究水平,现在最需要的是渊博的学识。这对于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不过对我们学科更有强调的必要。
    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学科有其先天的不足。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在1949年,从1917年文学革命算起总共只有32年的历史。虽然现在与当代文学(1949年至今)同被列为二级学科,但无论与同为二级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或与外国文学学科相比,只能说是“小学科”,“含金量”有所不足。“五四”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但出现成就卓著的作家、堪称杰作的作品并不多。虽然现代教育的普及和传媒的发达,使得这时产生的作家、作品数量很大,现在一部现代文学史里入史的作家上百；而真正产生重大影响,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长远地保留在文学史上的,肯定是很少的。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单靠这些并不多的研究对象,是难以给予研究主体充分的知识滋养的；而社科领域任何学科研究要取得优异的成绩,都需要渊博的学识。前辈学者已经认识到：如果只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可能成为学问渊博的学者的。1949年后建立了专业队伍,一方面是他们参与了新学科的创建,创造出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为学科的继续发展搭建了桥梁。另一方面,从队伍整体的专业素质来看,学养不足也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限制了该学科的学术水平。这里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不看到也与学科自身的局限性有关。现在该学科在人文学界缺少话语权,在现代社会科学历史上地位不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提高研究队伍的专业素质,就不要总把自己拘囚于一个二级学科里,不要一旦跨出现代文学的边界,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现在有的研究现代文学的博士生,除了自己博士论文所写的那一个或那几个作家之外,就连现代文学所属的其他相关的历史知识竟也知之甚少,显然,这种状况对培养优秀的人才是很不利的。为什么已经认识到做学问要走“论从史出”的路子,已经重视史料的重要作用,然而有了“史”还是出不了“论”呢？这也与理论水平不高相关。所以,很有必要改善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倡走出32年,扩大知识面,兼通古今中外,史论并重,才能培养出知识渊博、基础厚实的人才。这还涉及文学教育的改进。几十年来文学教学几乎一成不变,要改革不容易。现在,更有一种急功近利的风气,只在追求快速地出“成果”,追求表面的成绩,这很不利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年轻人成长。希望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个清醒的认识,不随波逐流,不急于求成,沉下心来做学问,去续写现代文学研究史的新篇章。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四
    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参加过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两卷本的写作。这次“重操旧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查阅、研读史料,进行增补、修订,扩大内容,有的重整格局,开辟新篇,将五卷独立成册,将书名改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希望比起旧著能有所提高。这些都是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支持之下才得以实现的,这里特表衷心的感谢。
但是我们同样存在着学养上的缺陷,虽各投入了一定的精力,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仍然存在不少缺点,距离我们自己所立的目标也还有不短的路程。热切地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