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杀死满大人
第一节拉斯蒂涅踌躇了

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向他在卢森堡公园碰见的友人、医科学生毕安训，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看过卢梭的作品吗？他在书中有一段问读者，如果在巴黎不动窝，单凭意念便能杀掉一个中国的满大人当时法国人将中国清朝官员称满大人。而发财，他们干不干？你记得吗？”毕安训记得卢梭作品里的这一处，但他是否会点头，同意在这模拟的情景中凭借杀害满大人而致富呢？他承认自己做不到。拉斯蒂涅却解释道，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境况，让人非得咬牙搏一搏不可。比如说当你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她又需要大笔钱来买衣服、置办马车，随意挥霍。那你可不会仅满足于献上几个铜板吧。拉斯蒂涅有两个正待嫁的妹妹，而他还不知要上哪儿去筹这二十万法郎的嫁妆。他想跻身巴黎上流社会，却犹豫不决是否要为此下血本。在这两个学生居住着的公寓里，还住着一名在逃的苦役犯伏脱冷，他支配着一个分支庞大的犯罪组织。伏脱冷给拉斯蒂涅的未来出了个主意：这名法学生得爱上泰伊番小姐，她的哥哥为了父亲数百万的遗产欺骗了她。伏脱冷将铲除她碍事的兄长，这样拉斯蒂涅就能通过这桩亲事摇身变成富翁。面对这一协定，拉斯蒂涅踌躇了。他倒宁可牺牲远在北京的满大人，而不愿为了梦想的幸福而染指一桩近在巴黎的谋杀。
在二人的长谈中，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兜售了他的哲学：人生就是这样，人们总得为了捞油水而弄脏手，谋杀并不比一场金钱婚姻所带来的折磨更糟。一个乡间律师的蝇营狗苟也不比弥天大罪更无辜，要想捞油水就得摘下道德眼镜来看社会。在巴黎，出人头地才是一切，道德家永远也改变不了现实——这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此告诫拉斯蒂涅。他着了魔般被这样一种看法所吸引：“头脑和良知都离他远远的，他只看到这世界原本的样子。”走运就是美德，伏脱冷宣告道：在富人面前，法律和道德不堪一击，说白了这社会不过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伏盖公寓里的现实是活生生的一课——倒霉鬼们不会扶持互助，他们对别人的贫苦漠不关心。在这社会里，厄难毫无震慑力。
巴尔扎克讲述着那些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悲喜剧。他目睹了在巴黎上演的多彩生活，那里面交织着真的痛苦和假的朋友，再将这些令人迷惑的印象在他充满了情感冲突的全景画卷中展开。即使很多事件是如此骇人，以至于——巴尔扎克解释道，连最不可救药的利己主义者都要在惊愕中收手。但这印象消失得是如此之快，就像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一只匆忙被啃掉的水果。巴尔扎克以这种方式领着他的读者进入了高老头的故事。高老头为他的两个女儿搭上了自己所有的财产，却在临终前被二人抛下，孤独地死去。在小说的结尾，继高老头之死的大场面之后，拉斯蒂涅终于狠下决心要跻身巴黎上流社会：他向这个嗡嗡作响的蜂房看了一眼，似乎想吸尽其中的蜂蜜，同时喊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好，现在咱们来较量较量吧!”这正是巴尔扎克站在巴塔耶街居所的窗台上，面对着巴黎时，呼喊出“总有一天会征服这个城市”之誓言的倒影。
《高老头》是整个《人间喜剧》系列中，巴尔扎克采用“人物再现法”的第一次尝试。拉斯蒂涅之前已在《驴皮记》中登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出现的人物达到三千个，这给人们造成一种幻象，就仿佛他们属于真实的巴黎似的。读者对他们的生平了若指掌，就像是了解现实社会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在《人间喜剧》中，拉斯蒂涅是出场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他在二十五部小说中露脸，而他的朋友毕安训甚至在二十九部书中出现。这个最终当上了内阁大臣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与他无欲无求的医生朋友，就像天平左右平衡的两端，体现了两种相对立的道德观。当躺在病榻上的巴尔扎克要求召唤他的医生时，他指的正是毕安训。
在小说中，拉斯蒂涅和毕安训都称他们知道卢梭著述中的满大人寓言。这实际上属于巴尔扎克将现实与虚构穿插混合的写作技巧。因为在卢梭著述中，根本没有这则寓言。巴尔扎克如何确信，那些熟悉卢梭的读者会欣然接受呢？然而他成功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误以为满大人的寓言是卢梭的首创。1915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首次引用这一寓言，之后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再次引用，仿佛卢梭的作者身份不容置疑。人们自然地将这则寓言置于卢梭所处的时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18世纪思潮中，满大人是贤明立法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在当时关于远程控制作用与偶发事件之关联的诸种猜测中，满大人也常扮演重要的角色。恩斯特·于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88）在1965年7月12日的日记中，对狄德罗作品的引用也印证了这一点：一桩发生于巴黎出租屋中的弑父凶案该如何进行，取决于远在中国的一位满大人在起床时，究竟是先动左腿还是动右腿。这同样也是一桩由遥远处微小的动静所引起的谋杀案。在这里，巴尔扎克显然是在追溯一个属于18世纪哲学范畴的案例。

第二节对简朴的礼赞

虽然卢梭本人从未在作品中提到满大人的故事，巴尔扎克依然将此故事与卢梭的名字挂上钩。他明显认为这则故事的潜在思想与卢梭的哲学之间存在深层关联。如果在这里就放弃追究巴尔扎克提及卢梭的原因，还为时尚早。不久之后，卢梭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拉斯蒂涅和毕安训之间的对话里。满大人难题，毕安训说，是每一个人入世时都要遇到的问题。有人想飞黄腾达，有人苟安于平凡的生活。人总得在大天地和小圈子之间做出选择。毕安训觉得，一个人的需求在最小的圈子里也同样能得到满足。幸福需要花费每年一百万也好，一百个路易也好，内心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毕安训援引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作为论据，反对不惜代价换取飞黄腾达的行为，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当一名乡村医生，过着简朴的生活——进行了辩护。
毕安训大概知晓卢梭在《新爱洛伊斯》和《忏悔录》中所描绘的那小圈子里的美好小天堂。在《忏悔录》的第五章中，卢梭写道，围绕着德·华伦太太的小圈子“或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集体。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关注、我们的心灵都是共同的，一点没有越出我们的小圈子”。这种自成系统的小社会是完美的，如果有第四个人加入，就好像一切秩序都乱了卢梭在《新爱洛伊斯》中，描写了在青年时期，自己在尚贝里与德·华伦夫人与其忠实的仆人克德·阿奈共同度过的简约、快乐的生活。。毕安训所描绘的乡村医生的生活，也正是以这种简单、一目了然的圈子为背景的。在这里，人的基本欲求得以满足，情感生活也仅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亲友之内。“人的欲求，”毕安训向他的野心家朋友拉斯蒂涅解释道，“在最小的圈子里和在大环境里同样能得到满足。拿破仑也没法一天吃两顿午饭，情妇也不比一个寄宿的医学院学生多几个。”
卢梭在《爱弥儿》中也传达了类似的讯息：“各种身份的人都是一样的，富人的胃也并不比穷人的胃更大和更能消化食物，主人的胳臂也不见得比仆人的胳臂更长、更有劲，一个伟大的人也不一定比一个普通的人更高，天生的需要，人都是一样的，满足需要的方法人人都是相同的。”仅有生活必需品就知足的人们，只有他们才能在上流社会中横行的各种蛊惑面前独善其身。在《新爱洛伊斯》中，卢梭写道，过剩，是所有苦痛的源头；但必需品，即使多余出来，也绝不会引起挥霍滥用，“因为必需品有它自然的限度，而实际的需要从来不是漫无节制的”。你可以把做二十件衣裳的钱用来单独做一件，把一年的收入一顿饭就吃光，但你没法同时穿两套衣服，一天吃两顿晚餐。毕安训正是遵循这种简约生活的哲学，而拉斯蒂涅则果断地踏上了通往挥霍的路。于是，点头干掉满大人的诱惑，对于后者来说要大得多。
毕安训援引卢梭的名言，用来陈述他为何拒绝用身份、阶层和财富来将人们区分开来的理由。而在《爱弥儿》中，卢梭写下这些话时，却抱着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悲观展望。这就是卢梭有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预言。卢梭期望用这预言来摧毁现有秩序的骄傲及人们对其持久不衰的盲信。因为人们在面对正处于支配地位的秩序时，总难免偏颇，误以为它坚不可摧，对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革命一无所知。他们既无力预知革命，也无能阻止它的到来。实际上卢梭将这种看似不过是心理学的分析与预测相结合，洞悉了一场革命的到来。直接激发了卢梭之预测的不是普遍蔓延的贫穷，而是法兰西王国的光辉：“任何一个闪耀着的王国，都正处在没落中。”卢梭显然认为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和危险的。他对革命的预告与他在最初关于科学与艺术的论述中所反映出的文明同根论——科学艺术不仅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将招致无可挽回的道德沦丧。
这一回答的原创性在于，它指出文明社会的没落就蕴藏于其发展之中。崛起的过程即是衰退的过程，所以文明社会维持一段时期后必寿终正寝。卢梭可不打算去力挽狂澜，因为他不相信，一个已经呈现衰退趋势的社会还值得延年益寿。卢梭也不认为危机会推迟到来，使得现存秩序在短时间内依然苟延残喘，甚至发生逆转。他洞见到了一种“危机状态”（Krisenzustand）。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危机通常不是指一种状态，而是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蕴藏着真正的预言：旷日持久的危机状况和连绵不绝的一系列革命。卢梭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这场永久危机。事实上，卢梭之后的一代人所生活的这段时期，着实得了“革命的世纪”（siècle des révolutions）这一名称。
毕安训从卢梭的《新爱洛伊斯》和《爱弥儿》中提取出的生活准则，正是以这种危机状态为背景而制定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预设了危机状态已经来临，抑或是即将来临。因为一旦危机来临，每个人都将命运未卜。卢梭写道，只有懂得如何做一个自然人，才能获得幸福。不可磨灭的，唯是自然烙在人类身上的印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尽可能地保留，甚至挽回人的自然性。这里面就包含了一种认识：“爵爷、富翁抑或是大人物，都并非自然状态下的产物。”那么这些权贵和人上人，一旦现有的社会秩序崩溃——它本来即是合着他们的意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会怎么样呢？一个只会为有头有脸的人服务的地方官吏，被撤了职会怎样呢？一个单知道靠金子过活的收税员，若是没了钱会怎么样呢？或者是个爱慕虚荣的傻子，习惯了将自己存在的所有意义维系于那些身外之物，失去了这些会怎么样呢？答案是：“一个人要能够在自己的地位发生变化的时候毅然抛弃那种地位，不顾命运的摆布而立身做人，才说得上是幸福的。”同理，一个国王被废黜时，王位所赋予他的一切皆化为乌有。这时，他只有依靠自己、证明自己，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可以跻身到“人”的行列中，这才是人类的终极王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更不消说是个国王，都懂得要跻身其中。
在《高老头》的开篇，巴尔扎克描绘了一幅文明进程的黯淡图景，对文明的诅咒丝毫不逊于卢梭。“文明的车子像毗湿奴偶像的神车一样，被一颗较不易碾碎的心稍挡一下，立刻将之压碎，又继续滚滚向前。”满大人的寓言正指涉文明的灾难性力量。它比照了两条路和两种道德观：为追求显赫与权力，不惜作恶的权贵道德，以及崇尚朴实的私密小圈子中的道德观。毕安训遵循卢梭的文明批判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是想要实现小圈子里朴实生活的理想。卢梭的名字在这里出现，并不因他是满大人寓言的作者，而因为他对这寓言中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第三节发生在遥远处的不幸

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巴尔扎克曾有两次以变相的方式借用了这一满大人桥段。虽然两次均隐匿了卢梭的名字，也未直接指涉中国的满大人，但原型显然出自同一处。第一处是在巴尔扎克于1824年匿名出版的《阿奈特与罪人》一书中。此书后来出版时，被更名为《海盗阿尔戈》（Argow le pirate）。书中提到，有种眼神能够穿越遥远的距离，将人置于死地。在这里，谋杀同样是不声不响地进行；诱惑，也同样是安全地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实现琳琅世界中的诸种愿望：“若你仅通过一瞥，即能杀死身在澳大利亚的一名奄奄一息的男子，谁也不会察觉；若这桩准罪行——你心里大约是这么告诉自己的——能给你带来辉煌的财富，那么你不是早已住进了宫殿、坐进了豪华的马车吗？你会说：我的马匹、我的土地和我的放贷款子!你将毫不犹豫、一再地说：“我这样一位名士!”与满大人桥段所讲的一样，宫邸、豪华马车、飞黄腾达的荣升之路皆是报酬，犒赏了一桩凶杀案。其中受害人面目模糊，远在天边而且濒临死亡。而且，凶杀不需要流血即可实施。人们在眼下的快乐之诱惑与遥远处发生的不幸之间做权衡；在悲惨的生命与辉煌的人生之间做决断。即使与道德准则相左，杀意仍然占了上风。谋杀看上去不过成了一桩准罪行。
二十年之后，也就是1844年，在巴尔扎克发表的连载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中，诗人卡那里涉嫌滥用自己的声名来24获取一位年轻的仰慕者——莫黛斯特·米尼翁小姐之芳心。但卡那里是无辜的，因为实际上是他的秘书——一位遭到米尼翁小姐拒绝的倾慕者——在代笔与米尼翁小姐通信。在对此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卡那里面对退役大兵杜梅代表的姑娘家人的抗议，给他们描绘了一幅残酷的画卷作为回答，揭示了社会的无情：“此刻中国一个最有用的达官贵人正在屋里断气，整个中华帝国都悲痛万分。可是，这会使您很难过吗？别说在遥远处发生的那些不幸，就是在眼下这一刻发生的不幸，也不能打动身在巴黎的任何一个人。英国人在印度将成千上万与我们一样的人杀死，就在我跟您讲话的这一分钟里，他们将最迷人的妇女烧死。可是，您用午餐时因此少喝了一杯咖啡吗？”人们不光是对遥远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对他们身边的悲剧也不闻不问：“就在此刻，在巴黎，数得出有许多母亲躺在草垫上生孩子，连裹孩子的襁褓也没有!”目睹这样的窘境，也没人会去帮忙，因为在巴黎，人们即刻便忘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卡那里的诗所引发的震惊胜过真实的苦难。但他可不会被自己写的诗所唤起的感受所蒙蔽：“我这里，价值五个路易的杯子里，盛着可口的香茶，我吟着诗句，好让巴黎女人们说：真美!真美!神奇!妙极!简直说到人心坎里去了!”
卡那里承认，如果要亲自感受自己诗中咏叹的贫穷或欢乐，他早就精疲力尽了。人是封闭在自我感受之中的生物，每个人都生活在各自孤立的世界中。这便是个人主义横行的代价。强者制定规则，毫无顾忌与怜悯。如果人们的生活世界25之间没有交集，如果每个个体都囚禁于自己的领域内，那么道德上的义务会变成什么呢？在《于絮尔·弥罗埃》中，巴尔扎克给出了这样的答复：道德本身是不变的，而义务在不同的领域内各异。
卡那里如此告诫杜梅，一个曾为国服役十五年的大兵：“您所在的这个城市里，有人正在咽气，有人正在结婚，有人正在热恋中狂喜晕厥，有的年轻姑娘正在发疯，天才的青年连同他整车皮的造福人类的好点子一起覆灭!这些人互为邻里，时常住在同一幢房屋里，可是谁也不理谁!”自私与利益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那些像高老头一样为他者付出一切的人，已用他们所承受的不幸来验证了这一铁则。这些人的命运无非是一则训诫，劝告人们仅为自己着想。谁若是想要出人头地，在涉世之初就得放弃那些慷慨大方的感受。这，就是拉斯蒂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