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生，一位主持《羊城晚报》副刊近十年的诗词名家；《唐诗小札》，一部首先连载于报纸，继而结集出版，至今再版十余次的名作。他和它，都是岭南传媒的骄傲。
曾经，这本书伴着无数上山下乡的知青横穿过知识的荒漠，也被古典文学研究者视为“鉴赏学”的先驱。其影响之大，直至它首刊于《羊城晚报》40余年后，仍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全国最有影响的20种粤版图书”。而它的作者刘逸生，更因此成为许多人的文学导师。
《唐诗小札》最早作为一个栏目，从1959年10月31日开始，在《羊城晚报·晚会》副刊连载，大约隔两天就见报一次。其内容是选取一些著名的唐诗，用评析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以增加读者对唐诗欣赏的兴趣。
说起《唐诗小札》这个新专栏，刘逸生后来回忆，乃是源于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的提议。1957年10月1日《羊城晚报》创刊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向《羊城晚报》的负责人作了指示，要求《羊城晚报》更多地注重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对新闻报道如此，对副刊的内容也如此。《晚会》应该办得更多姿多彩，更加生动活泼。为此，王匡提出《晚会》可以刊登一些介绍如何欣赏旧体诗词的文章，这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内容之一。就是这句话，给了当时担任《晚会》版主编的刘逸生以启示，也壮了他的胆，于是才有了这组文章问世。

第一节对诗词欣赏中突出问题的回应

《唐诗小札》是为适应报纸的工作需要出现的，更是对其时文化界现实问题的回应，准确说，是为解决唐诗注本、唐诗欣赏中的突出问题应运而生的。
刘逸生在《唐诗小札写作的缘由》一文中说，他从十四五岁开始读《唐诗三百首》，但那个年代的诗歌注本，很多看不懂，注解甚至比诗还难懂。比如杜甫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对于“参”“商”二字，有注释是这样的：“左传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连句读都没有，遑论其他，一般的读者如何能看懂？
刘逸生认为，当时的注诗过于追求“无一字无来历”，与其叫“注脚”，不如叫“溯源”，大量引用先秦两汉的古书，初学者很难看得懂，反而产生越看越糊涂的感觉。总之，多数都不能解决自己的难题。事实上，“溯源”并不能解决注解的问题。比如，初学者可以不知道“参”“商”出于《左传》，但应该知道参星是冬天出现的，商星则是夏天出现的。参星升起的时候，商星就沉入地下；而商星升起的时候，参星也沉了下去。这才是天文现象的实际。这样理解，初学者才懂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意思。
可惜这样的注解实在太少。当时文坛上似乎存在着一种风气：很多学者总想把古人诗里每个字的来历都找到最早的依据，以免人家笑话自己没有学问。而刘逸生说：“除了典故的出处不能不引用原始的材料之外，其他语词的注释是不须如此严格的。更重要的倒是注得通俗明白，最好还加上串解，让读者对照着看，不但诗意了然，而且也从中学到一些写作的技巧。”他决心“用读书札记的方式，将唐诗注释、串解与鉴赏打成一体”，深入浅出地将读者带入唐诗的殿堂。
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解决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是《唐诗小札》诞生的直接诱因。回应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匡在为此书初版作序时说：“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对一小部分唐诗作了通俗讲解，主要是帮助一下青年人认识旧体诗。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的。但是，当我们一篇篇地读下去，又觉得它像一篇篇美丽的散文诗（或诗的散文），使人沉浸于一种美的感受中。这也许就是通俗化作品的长处：把不懂的解懂了，使死了的句子活过来了，把模糊的弄清楚了，把曲折的搞顺畅了，把生硬的典故像钉子样拔除了，使深不可测的变成一目了然了……这样的情况，总不能不给人增加一种快乐和美的感受吧。”
“札”是杮札的省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刨花。刘逸生以“此物很零碎，并无大用，是大匠们所擦弃的”，故将书名标为“小札”。事实上，他把百十篇古诗加以通俗的诠释，使得对古典文学阅读和欣赏感兴趣的现代读者能读懂读通，本身就是件非大匠不能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