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社会的开放性、异质性、流动性不断增强，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压力与挑战，对不断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全面总结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经验，进一步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是当前创新市域社会治理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探索新时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之路，关键在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顺应超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治理效能，核心在于强化党的领导在超大城市治理中进一步释放内生动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间，要求广州进一步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近年来，广州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探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超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实践，为新时代我国超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广州经验。
一、完善超大城市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现实背景与意义
我国原有城市社会管理体系突出的是政府的一元化管理，强调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这一模式的构建是与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政府、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单位制”等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单位制”背景下，国家对城市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等目标，主要是依托单位进行，同时，单位的社会服务体系也十分完善，单位成为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最重要形式。在部门与属地关系上，也相应形成了“以条为主、块作补充”的管理体制。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乃至“社区人”，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着重大变化，“以条为主、块作补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深刻变化的形势，以强调“属地责任”为典型表现形式，构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成为新要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效能年，中央强调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作为社会治理领域的一种崭新提法，市域社会治理由空间范围、行动主体、治理手段、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构成。广州市作为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试点城市，积极探索超大型城市治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全面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样本，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为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效能提供典型示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社会治理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上级的任务要求，又要立足实际对本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近年来，广州在加强和创新城市社会治理方面严格对标中央顶层设计，立足自身发展的实际条件，着力解决“城市病”难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在城市治理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上强化制度建立、制度完善、制度执行各个环节的落实，取得了初步成效。进一步完善以“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有利于持续推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国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效能，为在市域社会治理层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做出贡献。
（二）为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探索经验
超大城市在人口、空间、设施、组织、服务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超常特性，其治理环境尤为复杂，在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实有管理服务人口超过两千万，必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通过进一步完善广州社会治理体系，有利于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最大程度地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以应对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并为探索一条与我国超大城市的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提供广州方案。
（三）为城市发展营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奠定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对广州加快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目标的有效达成离不开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一方面，城市活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广大市民群众的普遍参与，有赖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这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活力内涵丰富，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方方面面，相关要素能够不同程度地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积极条件。就前者而言，作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不断增强是持续激发城市活力显现最为重要的因素，有利于提供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广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做法经验
近年来，广州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探索，涌现出一系列好的做法经验，为探索与我国超大城市规律与特点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一）突出党建引领，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领导体系建设1．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大工作格局，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统揽协调作用
通过创新党建机制，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新格局，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广州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着力探索单位党建、区域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方式，在社区党建、机关党建、国企党建、商圈党建、楼宇党建等各个层面，增强政治功能、健全组织体系、建强战斗堡垒。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大工作格局下，在以市委的统一领导为核心，各相关部门党组（党委）发挥牵引和整合作用，推进基层、单位、行业党建互联互动，从相互分离走向相融共生，形成社会治理的“聚合”态势。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广州市全面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疫情防控责任体系，市、区、镇（街）、村（社区）、网格五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市委要求，履行主体责任，将中央和省、市委有关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了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把防控措施覆盖到户、落实到人，确保防控措施全覆盖。积极构建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内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广州市在全部街道建立了党建工作联席会议，每个街镇都配备党建指导员，每个社区党委（总支）均有专职党务工作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深化“支部建在网格上”，选聘优秀党员担任网格党支部书记、兼任网格长。这些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广州社会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2．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2019年广州市出台《全面提升组织力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工作格局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厅字〔2019〕20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若干举措的通知》（穗组通〔2019〕40号），从制度上明确提出构建起“市委领、区委统、街道联、社区拢”的四级联动机制、市委履行抓城市基层党建主体责任，把方向、建机制、定标准、抓改革、解难题；区委履行第一责任，是“一线指挥部”；街道党工委统006红棉论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筹联动、全面兜底，发挥龙头作用；社区党委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并延伸社区党组织链条，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根据这一部署，广州市形成了全区域统筹、多方面联动、各领域融合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以海珠区龙凤街道为例，该街道辖区有太古仓、大阪仓等著名码头仓库和工业文化遗产，有16个园区，上百家创新创意企业。在街道层面，街道党工委牵头成立由辖区内48家单位参加的“街道党建联席会议”，吸收辖区内较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作为兼职委员，在街道一级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在社区层面，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建立“社区联建委员会”，将辖区内较大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中的党员负责人，以及社区民警中的党员等，吸纳进入联建委员会，负责具体工作落实。党员层面，把社区党员作为楼宇书记，发挥信息员、宣传员、文明志愿者的领头作用。增城区永宁街对街道内设机构及上级政府部门派驻机构进行职能整合，通过实施驻村（社区）民警兼任村（社区）党组织副书记、为每村（社区）派驻选配党建指导员和法律顾问、网格员等，将各类资源力量尽可能向村（社区）倾斜，以街党工委为统领，由综治维稳信访科牵头，通过借助“民呼我应、有应必果”智能综合指挥平台，将社会面所有力量整合起来，及时回应处理反馈企业及群众的诉求，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矛盾问题在一线解决。通过构建“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既形成以上带下、以上促下，一管到底、强劲有力的“动力主轴”，又构建了敏捷高效地回应企业、群众自下而上诉求的工作机制。
（二）推动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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