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派批评”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史概况
广东地处祖国南部，海岸线漫长，海外华侨华人众多，又拥有如广州等 多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同时毗邻香港和澳门，接受外来思想文化较多。特 别是近代以来，出现了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诸多时代最先进的 知识分子代表，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处于全国前沿。
这种种条件，决定了广东成为国内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先 锋。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文学界破冰解冻尚在起步中，但作为思想开放的前沿之地，广东学界率先突破思想藩篱，关注并研究从“台港文学热”中引发的海外华文文学，成为开风气之先的重要领军者，并涌现出诸多卓有成就的研究者，形成了自己显著的“粤派”特色。在之后数十年的发展中，粤派学者们保 持着自己的研究风格，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学科建设，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内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并形成了代际传承、多元中心的研究 特点。
具体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粤派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开创期由曾敏之先生领衔，他为学科发展开疆拓土，起到了最重要的奠基者作用；继承期涌现出四个活跃的研究中心及团队，学科建设逐渐开枝散叶；在团队之外，又出现了多种有特色的个性化学者研究；近年来，以“7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学者不断拓展学科边界，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点。一代代学者继往开来，锐意进取，使得粤派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
在极“左”年代，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曾因政治原因被视为禁 区，学界对其他地区的汉语写作也知之甚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著名作家曾敏之敏锐地 体察到政治解冻与思想解放的讯息，提出“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口号。1979 年，他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这被 视为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 由此发端。
尔后，曾敏之身体力行地推进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他以极大的热情向学界推介香港作家，介绍香港文艺界动态。而且，他还以“文艺通 讯”的形式为祖国大陆读者推介白先勇、陈若曦、王拓等台湾作家，介绍台湾 地区的文艺动态，打开了了解台湾文学的窗口。同时，他还提出《香港文学》 的创刊建议、组建作家团体，改变了当时香港作家散兵游勇式的创作状态，逐渐形成专业化、规范化的作家组织，为提升整体创作水平提供了后备保障。同时，曾敏之意识到，仅靠一己之力无法实现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唯有建立完备的学术体制才能真正盘活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因此他突破以一己之力建立文学互联的单线模式，通过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召开学术会议，组建学术组织等方式，以点带面，逐渐汇聚起一批学者队伍。具体来说，做出了以下实绩：
（一）成立暨南大学港台文学研究室。牵头组成包括许翼心、翁光宇、潘亚暾、卢菁光、饶芃子、王列耀等在内的研究团队，使暨南大学逐渐成为国内开展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暨南大学编写了《台湾香港文学教学大纲》，开设了“港台文学研究”等课程，形成了科研与教学双向促进的学科体系，为其它地区的港台文学学科建设提供良好的范本。（二）组织召开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1982年，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曾敏之担任会长）、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等联合发起首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重要组织者的曾敏之，在分析当前学科现状的前提上，勉励学者们“拓展胸襟，大开眼界，才可能在研究上放手一些，以主观的努力争取客观的变化，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三）筹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该学会的成立极大地提升了内部凝聚力，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交流、互动。
曾敏之兼具报人之风骨、作家之敏锐与学者之谨严，于众人观望之际首发先声，为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疆拓土，为该学科形成庞大的学者队伍和完备的学术体系奠定良好基础。他的学术研究也具有“报人论证”的特点，善于以杂文及社论笔法反映时代眉目，与现实人生建立紧密关联，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承担起时代与历史责任。而且，他的研究建立在“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强调文学于现实人生的意义与对传统文化道德的延续、发扬作用。
二
在曾敏之的倡导和影响下，粤派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迅速进入高峰期，涌现出潘亚暾、饶芃子、王列耀、王晋民、王剑丛、赖伯疆、许翼心、陈贤茂、吴奕锜等一批承继者和发扬者，他们不断壮大粤派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力量，开垦研究新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及策略，为学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具体说，逐渐形成了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广东省社科院、汕头大学四个研究中心，它们各有专长，也各具特色，开拓出了各自独立的研究向度。
在曾敏之先生的倡导推动下，素有华侨华人研究传统的暨南大学逐步发展为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重镇，先后成立了暨南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等，逐渐形成了既有代际传承又有突破创新的成熟研究团队，具有以比较文学方法做跨界交叉研究的显著特点。暨南大学团队架构清晰，有着相互关涉、彼此促进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研究拓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史研究，华文社团、媒介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等，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充分推动研究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第二部分在华文文学研究基础上开展海外华文诗学研究，主张以中国视野再度审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及文论的研究，把对自身诗学本质的探寻放置在异质文化碰撞与对话的场域中。第三部分为海外华裔文学研究，以海外华人的非母语创作及海外华裔文学的诗学研究为主，这与前两个方面形成了颇具意味的参照与互补。三者构成了互动性极强又各具特色的有机整体。在这三个部分中，涌现出了以潘亚暾、饶芃子、王列耀等为代表的优秀学者。
潘亚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投身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第一代学人。他充分利用粤闽地区长期形成的海外联系网络，推动文学交流与研究，其研究从作家作品的评析入手，以点带面纵览区域文学发展面貌，进而做出撰写文学史的尝试。其研究的作家作品覆盖面广，特别是对香港文学进行了全方位扫描，为文学史书写积累丰富而典型的个案。同时，他与作家交往甚密，便于知人论世，研究视野开阔。此外，他大量编选海外华文文学经典作品，系统介绍海外华文文学现状，还曾与汪义生合著《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名家》，独著《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在社会读者中具有较大影响。
作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饶芃子，经历了从文艺学到比较文学，再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两次学科跨界，丰富的学科背景推动其提出整合研究的命题，运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来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探索将暨南大学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推向国内前沿，在极大推进学科建设的同时，更使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发挥文化交流等独特作用。她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交汇的特殊汉语文学空间”， 以跨文化视野与世界性眼光解读海外华文文学，重视文化研究，并将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融会贯通，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路径，突破了原有的研究范式。
此外，饶芃子还主编了《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成功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全国学界具有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饶芃子依然笔耕不辍，出版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等，坚持以“比较的方法”“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呈现出开阔的理论视域。另外，饶芃子也在为学科发展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建立了包括费勇、李亚萍、朱巧云在内的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团队。
王列耀是第二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也是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者、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与文学交流使者，著有《隔海之望——东南亚华人文学中的“望”与“乡”》《困者之舞——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四十年》等。其学术研究呈现出注重横纵向结合，逐步向外拓展的态势：从现当代文学转向台港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后研究对象涉及面更广，如北美、欧洲、澳洲及日韩华文文学，并汇聚了如龙扬志、池雷鸣、温明明等一批科研学者，为学科建设添砖加瓦。
继饶芃子之后，蒋述卓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下大力推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也是他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文化诗学研究工作的自然延伸。蒋述卓能够在总体上观照海外华人学者诗学研究，立足比较视野，阐发海外华人诗学研究的文化特质，并充分关注和肯定海外华人学者将古典文论与现当代文学汇通的学术独特性，重视中国文学传统且具反思意识。他于2018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对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带领下，暨南大学的这一研究领域中还涌现出了刘绍瑾、李凤亮、闫月珍、郑焕钊等优秀学者。
此外，卫景宜及其开创的海外华裔文学研究构成了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维，其对汤亭亭、哈金等中国移民作家的创作有着持续关注，成果颇丰。詹乔、许双如、肖淳端等也是海外华裔文学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
中山大学是广东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重镇之一，在台港文学研究方面成效显著，有着将文学研究放入文化传播与影响中考查的研究传统。1970年代末，王晋民开创中山大学台港澳地区文学研究，着重研究台湾文学。王剑丛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加入则引入了香港文学的研究维度，艾晓明也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注入力量。
王晋民是国内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出版有专著《台湾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台湾当代文学史》等。其研究以台湾文学为主要阵地，并以白先勇研究为重，积极推动台湾文学研究的海外交流并留下珍贵史料。其研究特点是重实证与史料建设，编纂了相关辞典与文学史论著。王剑丛则主要在香港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著有《香港文学史》，其编写方式特别具有整体观，在文学史体例与思维方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王剑丛还很重视文学的内外部研究，在探寻香港文学普遍性规律的同时，对香港文学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影响有较多关注。艾晓明则具有较新的理论视野，她采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解读香港文学，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姚达兑的研究侧重于文化交流、传播和接受史角度，这对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意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全国最早开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机构之一。2000年以前具有结构完善的科研梯队，研究领域从台港澳地区延伸拓展到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文学），研究成果显著。同时充分利用地域优势联合举办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新马华文文学学术座谈会。1991年曾主办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许翼心、赖伯疆于此次会议上初显构建“世界华文文学”的理论尝试，这为此后十年中国内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深化奠定基础。但2000年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进行了改组并调整了研究方向，其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着断代失语的困境。
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赖伯疆是“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首倡者，他基于“中国文学——华文文学——世界文学”的坐标体系及研究视野著述《海外华文文学概况》，较早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总体性的梳理研究。 梁若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关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注于台湾文学研究领域，是较早系统地研究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学者，著有《陈若曦创作论》。许翼心的研究重点在香港文学，对香港文学的过程性与结构性特点有着理论阐释，并以史料发掘与访谈实录的方式对早期香港文学的状况进行了整体性把握。同时，许翼心也十分关注学科建设，积极倡导、组织该学科领域的许多重要活动。陈实、钟晓毅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生代研究学者。陈实对新加坡文坛有独到的把握，并特别倡导将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门独立文学学科来看待。钟晓毅则重视文学地域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个体作者的精神世界，进行充分的个案探究。
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于1984年挂牌成立，该研究团队重视文学史编写与理论争鸣，表现出关注学科理论建设与学科性质定位的特点。其主办的《华文文学》刊物也成为推介作家作品的窗口和理论争鸣的重要平台。1993年，以陈贤茂、吴奕锜为代表的汕头大学团队完成《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撰写，这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他们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并提出了应尊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诸多实践廓清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轮廓和基本面貌，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味。新世纪初汕头大学学者提出的“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引起了研究者对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视。
陈贤茂是“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最初命名者，其基于“语种”的界定标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及种属进行诠释，充分明晰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边界。在其倡导下，1986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三届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正式把海外华文文学列入讨论范围，并改名“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这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命名逐渐为学界所认可、接受。同时，他还身体力行地推进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华文文学》的创办。该刊物的创办很好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陈贤茂撰写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论文强调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性”特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奕锜也是汕头大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著有《吴奕锜选集：从“乡愁”出发》《新移民文学漫论》等。其研究特别重视文本细读，将社会历史批评与审美批评相结合。在文学史写作中则立足于典型个案，基于特定的历史、地域语境考察不同地域华文文学的差异性特征。此外，他还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移民文学”这一新的切入角度，并运用身份理论等进行阐释。除学术研究外，吴奕锜大力改革《华文文学》，通过多元栏目的设置促进学科的理论提升，也提高了刊物的专业层次与学术品格。
刘俊峰、燕世超、易崇辉、张卫东、庄园等人先后担任《华文文学》主编、副主编，在延续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华文文学的研究边界，使《华文文学》这一刊物成为汕头大学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也为华文文学研究构建了多重对话空间。
三
除了以上四个各具特色的研究团队，海外华文文学的中间发展期还出现了古远清、熊国华、钱超英等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以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独特的学术创造，实现了学科发展多方位的个性开拓。
古远清以私家史述说、在场发声的姿态在学界出现。他善于捕捉庞杂、流动性大的信息素材，对文学现场进行观察与写真，并将文学史料融入文学史专题书写中，以严谨、求真、独立的学术态度对问题进行刨根问底式探寻。著有八种11本（不包括合作）跨越两岸三地的当代文学史著述系列，被称为“古远清现象”。他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民族立场，也呈现出强烈的私家治史的个人著述风格，角度独到，观点泼辣，视野开阔。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不因人废文，表现出一分为二的态度。
具有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背景的熊国华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转入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以台湾新诗为生发点，逐渐扩展到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诗歌研究，同时也广泛涉猎散文与小说评论、人物评传写作。除从事文学研究外，熊国华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旺盛的创造力，常活跃在华夏诗报社、国际诗人笔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和国际华文微诗群等团体、组织中。诗人的身份使其在从事文学评论时更能打破读者心理的封闭性，更易理解作者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对形式的驾驭方式，融理论与实际、理性与感性为一体。与此同时，熊国华积极组织与参与多种类型的文学活动，以此推动学科的繁荣发展。
有着诗人身份的钱超英早期主要进行中西诗歌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今，从事国际移民研究、中国文化美学、流散文学和文论的比较研究。曾在澳大利亚访学和工作生活四年，对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澳洲“新华人文学”有着深入研究。著有《“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论文集《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选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作为一名区域华文文学研究者，钱超英已有的本土性经验使其研究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他在“流散”等文学议题上有着独特的思考，充分借助“文化身份”理论介入研究。其研究特点表现为：（一）“坚持本土与外来的双重辩证。”在地经验有利于钱超英对澳华文学进行总体性把握，同时能够鞭辟入里地对一些本土议题发表见解。而对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坚持使其建立起反思的维度，实现本土关怀与跨域观照的双重结合。（二）“整合流散与移民问题。”实现新的空间与题材拓展。钱超英借“流散”理论探讨澳洲新华人文学的族群寓言问题，并继续开枝散叶，打通“广义移民”“文化离散”等概念，借“流散”实现了传统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汇通。
四
粤派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一批新生代学者的推动下继往开来，在学科理论建设与研究方法、理念运用上呈现出新局面。
作为新生代学者代表的蒲若茜出身西学，具备扎实的文学理论基础和独特的研究风格，对族裔文学有浓厚兴趣。20世纪90年代末入职暨南大学，师从饶芃子，关注并研究华裔美国文学，著有《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该著充分考虑到华裔美国文学产生的多元文化语境及其自身的“混血”文学特性，并将华裔美国中、英文小说创作纳入研究范围中，具有较大创新意义。
此外，蒲若茜重视海外华人英语文学研究团队的建设，充分发挥团队集群效应，在关注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文学研究的同时，考察华裔美国作者的汉语及双语创作，进一步凸显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跨界研究”的学科特点。已形成了跨语言（英语、汉语）的华裔美国文学对比研究、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与理论关键词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文化意象研究等研究领地。其中，“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与理论关键词研究”这一项目聚焦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理论和海外华人诗学研究，从族裔身份批评、文化身份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与流散诗学的关系等角度出发，聚焦亚裔美国文学文本，梳理亚裔美国文学理论关键词，并通过历史还原与理论回溯等方法辩证考量理论关键词的价值，初步建构起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新生代学者朱崇科的研究历程大体呈现出三阶段：从鲁迅研究延展至香港文学，后作为“南来文人”涉足新马华文学，进而从比较视野介入“世界华文文学”，他对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性、本土性、民族性以及世界性等特征有着深入的探讨。第一阶段的学术路径呈现三步并进的状态：一是鲁迅与香港的互动研究。其化用巴赫金狂欢理论，对鲁迅及香港经典作家的故事新编（体）小说中的主体介入现象进行阐释；二是鲁迅学研究，他将鲁迅与香港、南洋作家进行异同对比，建立起互动联系；三是香港文学研究，这是其学术起点，但与鲁迅研究及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相比略显松散。第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对新马在地文化的深切关怀，并以此为基础探析文学作品与理论。著有《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他重视第一手史料，从空间诗学的理论视角探索华文文学内在肌理，提出“复数中国性”概念，充分探索华文文学多元混杂的本土性。第三阶段提出“华语比较文学”概念，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双重视角下进行“华语语系文学内部的比较”a，呈现出学术研究的更多可能。
此外，陈涵平、凌逾、彭志恒、颜敏、李亚萍、龙扬志、温明明等也都是近年来有影响的粤派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其中，陈涵平是饶芃子的学生，他重视意象研究与叙事艺术研究，发掘“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涵与诗学特质，近年来主要致力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梳理与解读。凌逾则侧重于从跨媒介叙事和创界创意文化角度展开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即摆脱西方理论的固化限制，以中西打通的思维进行学术研究，努力构建华文文学的本土叙事学，挖掘华文文学的传统意蕴。彭志恒的研究具有泛文化主义倾向，曾与吴奕锜等人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他从文化概念、种类和个体主义文化学等角度来观照海外华文文学，并对留学生文学有所关注。颜敏主要从事“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善于从文学期刊中探索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研究动向。
这些中青年学者普遍表现出新的理论视野，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突破前人研究瓶颈的学术勇气。这些学者是当前粤派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主力中坚，也代表着它的未来。
以上大致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粤派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情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粤派学者确实表现出在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选择上的深刻自觉，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奉献出了累累硕果。从学科发展看，粤派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资料匮乏、研究力量不足、平台缺失的空白中艰难起步，发展至如今，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的盛况，逐步彰显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色与意义，同时也激活了与其他多个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相信，在未来，粤派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将这一学科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