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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一月人气:66
作者:[美]施珊珊 著 邵长财 译 一周人气:6
定价:78 元 总数人气:165
ISBN号:978-7-218-15151-9 阅读点数:
出版日期:2022年2月  
开本:32  
页数:428  
装帧:精装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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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绝对臣服”的姿态。本书借由对生祠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挑战了这一偏见——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

作者简介

[美]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 著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曾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着重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曾著有《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两个西瓜...

评论选读

民与官的博弈、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一部“自下而上”的明朝政治史; 由生祠切入,描绘专制皇权下,明朝真实而复杂的政治生态;

作品目录

年代简表
导 言
魏忠贤和东林党
为何研究生祠?
明代的公论与平民主义
去思碑与生祠记
第一部分 基础和地面
第一章 一种常见的制度
生祠是什么样的?
人们在生祠中做什么?
资金和寿命
明代有多少生祠?
遵循律法
生祠符合礼制吗?
名宦祠
第二章 父母之官
丁氏“三”杰
州县官的工作
教育、礼制与风俗
如何得祀生祠
父母的隐喻
第三章 崇祀
死后的互惠
崇祀还是纪念?
“半人半神”?
“谁当享之?”
无碑之祠
回应请愿
“水旱必祷”
来去匆匆
回应祈祷
反转官僚式隐喻
第二部分 立柱和横梁
第四章 政治活动
激励继任者
良知与声誉
“太师维垣”
因事而设的在位者生祠
指责官员
父母还是窃贼?
反对意见
第五章 从奉承到参与
自谦和不从
“礼以义起”
“民则何私?”
生祠衰败的理论解释
化民于心
东林平民主义
迷惑的交换
民众的选择
寓封建于郡县
第六章 平民百姓
碑刻题名
何人赞助?
谁人言说?
平民的政治话语权
士绅化进程
第三部分 墙壁和屋顶
第七章 政治投资
意在联系?
作为政治表达的感激
“于斯万年,为令之式”
持续的联系?
第八章 复杂的图景
内阁大学士
士绅的联结
祝寿生祠
家族历史
权宦
遗祠中的平民
东林遗祠
不当的生祠
乡绅祠堂
宣示主体性?
第九章 小天命
结 语 
术语表
参考书目
碑文和祠记
引用方志
总志
各省府县志
其他征引文献

精彩章节

导言
大明王朝的神圣和世俗生活始终交织在一起。皇帝上承天命,需要敬天法祖,尊贤重士,确保治下臣民安居乐业。祠堂与寺庙广布于殿阁官署之间,复杂而激烈的争论亦围绕现实政策和祭祀礼仪而展开。本书将关注这些争论中常被视为虚应故事的两个方面: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为活人设立的生祠。
明人的早期著作就表达了家国一体的普遍观念。元代官员陈天祥称:

国家之与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国之血气,国乃民之肤体。……是故民富则国富,民贫则国贫,民安则国安,民困则国困,其理然也。

稳定的统治秩序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这是人们的共识。而天命思想则将统治者与上天的力量联系起来。上天,或称玉帝、天帝,会警示那些不能保障民众生活的王朝,甚至于最终推翻它。正如明太祖所说:

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

明太祖将自己视为天地之子、臣民之父,抚育万民也意味着对他们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朝廷实际的剥削和忽视往往压倒了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然而我将在本书中论证,那些对明代统治神圣性方面的修辞性表达,实际上也赋予了臣民政治参与的权力。
本书亦旨在考察明王朝的制度性建设。大大小小的祠寺广布于王朝版图之内,充当着连接政治和信仰之间的纽带。它们祭祀神灵、表彰楷模,传递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祈祷者提供帮助。皇帝在都城连绵不断的宫阙之内祭祀天地。各地官员也在露天祭坛上祭奠神灵和厉鬼,在重檐祠寺中祭奠英灵与模范,在巍巍庙堂里祭奠城隍和孔子。家庭纪念先祖,学校追思先贤。每一个社区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寺庙或更小的祠堂,供奉着曾是人类的仙佛。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祠庙中,有一部分奉祀的是仍在世的生者。
例如,上文提到的元代官员陈天祥素来重视民生,把它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元史》记载:“天祥凡所设施,皆合众望。”他矜悯当地因贫困而沦为盗匪的民众,受到百姓的爱戴。他治下的民众因此在生祠中为他塑像,加以崇奉。所谓“生祠”,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大多是因为祠主关心民生疾苦而设立。明朝人认为有些生祠的设立是应当的,有些则值得怀疑,他们对生祠的质疑反倒比认可在历史殿堂中激起更大的回响。20世纪的改革者们嘲笑生祠是腐败落后的传统,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因其荒诞怪异而略而不谈。或许,在晚明魏忠贤和东林党人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祠所扮演的角色导致了这种观念的产生。仔细研究这一著名案例,将会揭示有关生祠政治的核心面向,而这一面向也体现在明代数以百计的生祠之中。

魏忠贤和东林党

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生祠是供奉大太监魏忠贤的。天启六年(1626年),五十余座供奉他的生祠拔地而起,广布于大明王朝的州府郡县之内。北京城内遍布四合院形制的小型祠堂,还有宏伟的寺庙,屋顶是闪闪发光的琉璃瓦。供奉魏忠贤的这些生祠矗立在帝陵和京师孔庙旁,里面有着珠光耀眼的塑像和巧夺天工的饰物,花费了价值数十万两的私家与公共金银,这一切都受到了严密的保护。魏忠贤的生祠规制宏大,几乎比得上帝王的宫殿:在开封,十根巨柱支撑起的大殿耸立云霄,无数的树木被砍伐作为梁木,数以百计的房屋因此被拆毁。至少有六十名官员参与了这一生祠的建造。
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其中一座留存至今,有三尺宽,一尺厚,一丈二尺高。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魏忠贤像进入新落成的生祠时,行五拜三稽首的大礼,这是对皇帝才能行的礼仪。然后他率领文武官员一起叩头,并且额外叩头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的谄媚让旁观者尴尬不已,“皆汗下浃踵”,时人评说:“一时天下如狂。”当两名属下在大殿中立起鎏金塑像时,布政使也只得默许。另一位官员私下议论魏氏生祠不应当占据天子前往太学的道路,旋遭罢免,因为正是皇帝批准了这些生祠的建立。
魏忠贤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原先横行市井,后来自阉入宫,得到了天启皇帝的赏识,并在其身边聚集起一批士大夫。他的主要对手则是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一批士人,他们自称“义人”,自1620年起便主导中央政府。他们一再上书弹劾魏忠贤,魏氏则予以反击,并最终战胜了他们。正是在天启六年(1626年),当他全面打压东林党人时,阉党众人提议为他建造生祠。尽管东林士人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与逮捕,他们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魏忠贤修建生祠,不惜为此大声疾呼,挺身而抗。天启七年(1627年),在魏忠贤倒台自杀后,他们提醒新即位的崇祯皇帝,生祠的存在可能鼓动潜在的叛乱。于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很快被拆除,或是转作其他用途。
东林党人的义愤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官修《明史》对此的叙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视生祠为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说和论战文章中提到生祠时,它都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即便是承认这一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传》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员过世一段时间后,才会设立祠堂进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设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诚的感激,要么便是极度的谄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贤。”但正如我们所见,明代的生祠并不罕见,它的内涵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奉承或感激。这种复杂性甚至在《明史》本身的记载中便能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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