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英国

英国逐渐从战争引起的资源匮乏中恢复过来后，外出就餐成了英国平民眼中新潮的消遣方式。人们远离了恐惧、忧虑、痛苦与危险的阴影后，用已故旅游协会创始人维克多·米德尔顿的话来说：“即便是长途马车旅行，也像是一场充满期待的奇妙魔术与刺激冒险。”
在这个时期，看到食品杂货店里摆放的香蕉都是如此的令人兴奋，更别说光顾餐厅了。如今很难想象，无须谨慎地经过战场前线的沙袋工事就能进入餐厅，也无须一边吃着饭，一边做好随时逃到远处防空洞的准备，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
不过，身处 21 世纪相对舒适、安定与优越环境中的我们，回过头瞟一眼 20 世纪 40 到 50 年代的英国餐饮情境，应该会觉得单调乏味，甚至很糟糕。即便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当代作家仍难以释怀，对此进行着无情的批评。
例如一次突然出现的骂声 — 1962 年 12 月 22 日夜晚，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节目预告列出了当天 11 点 40 分停播时间前最后一档节目的安排：于晚上 10 点 50 分播出《就在那一周》。由大卫·弗罗斯特主持，嘉宾是作家伯纳德·莱文，他们所在的伦敦牧羊人丛林BBC 电视中心演播室已运营两年。莱文当晚直播的目的，是以独白的方式讲述自己眼中的英国餐饮业现状。
“如果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英国的食宿产业，那就是‘令人作呕’，”他说道，“在非常时刻，也许还能用上其他词，例如怠惰、低效、欺诈、肮脏、自满、昂贵，而‘令人作呕’足以概括全部。”
他谈起近期在达特茅斯一家酒店留宿时，问店家能否在次日早晨 8 点 15 分供应早餐。对方斜视着他，发出哀叹：“您这可不是在欧洲大陆啊，先生！”
莱文的经历，与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作家乔治·麦克斯笔下的诙谐叙述相似。麦克斯在 1949 年发表的书作《外侨手册》中评论道：“欧陆拥有美食，而英国只有餐桌礼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甘愿施行配给制度（持续至 1953年，直至粮食供应逐渐恢复正常水平为止），部分原因是爱国主义与经济困难。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与期望，总好过一直对国家的餐饮服务质量感到痛苦与失望。
英国通过微薄的粮食配给，有效地防止了暴乱。官僚机构每周都积极提供配给，政府则承诺向每个成年人提供仅 4 盎司的培根与黄油，以及 12 盎司的蔗糖等食物。（尽管在这一切的背后存在许多危机时刻，例如，运输食物的商船在穿越大西洋时不幸遇险，带着船上数吨肉类、小麦与蔗糖一同沉入了大海。）
政府开办的食堂提供简朴且可以填饱肚子的食物，态度乐观的温斯顿·丘吉尔称之为“英式餐馆”。其中一家食堂位于科尔温湾，也就是粮食部所在的秘密地点，提供售价为一先令的午餐，包括汤羹、烤红肉与蔬菜、一份布丁与一杯咖啡。
这些英国餐馆或社区供餐中心的发展，标志着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一次巨大社会变革：离家就餐的常态化。
战争期间，离家就餐的人数增幅超过一倍；1944 年 12 月，人们在家外解决了大约 1.7 亿顿饭。
《英国餐馆》的作者约翰·伯内特表示：“战争爆发前，享有特权的少数群体才会在公共场所就餐；后来，英国餐馆与工厂食堂，尤其是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男女工人，把在外就餐变得平民化。”
当人们还未把食物的质量视为问题时，更注重食物的功能性。战争期间，作家弗朗西斯·帕特里奇光顾了斯温顿镇的一家这类小餐馆后，写道：那是——
一家宽敞高大的餐厅，里面的上千名食客，包括我们，得到了一顿足量的米色餐点，首先是一份米色的汤水，跟肉酱一样黏稠；然后是内含块状肉的米色肉末，以米色的豆类与少许土豆来装饰；还有米色的苹果炖粥和一种汤羹（稀粥）。这顿饭十分果腹，也十分令人沮丧。我们不禁想象着未来世界的模样——一片米色。
英国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人民的身体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这要归功于量少但营养的粮食配给，以及他们比以往更大范围的活动。全国无需发展优质的餐厅，当然，也没有多余的资源或资本来发展。
人们普遍在心理上降低了对食物的期待，生理上也减少了摄入需求，因为他们的胃变小了。“君往何处餐厅”（Quo Vadis）的创立者 — 巴比诺·莱昂尼于战后重新开放了这家经营场所，至今仍然生意兴隆，并且只设置了三道菜。后来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战争与配给制大大削弱了英国人的饭量。”没人吃得下五六道菜组成的晚餐，他补充道：“人们想要的是烹饪考究、色泽诱人但份量较小的菜肴。”此外，于 1947 年开设“随想曲餐厅”（LeCaprice）的马里奥·加拉蒂也在 1960 年评论道：“我们的胃肯定缩小了……如今人们的胃口不比战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