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我们战败了”

1940年5月16日：丘吉尔在巴黎

1940年5月15日清晨，也就是在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五天后，温斯顿·丘吉尔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的一通电话吵醒：

在电话里，他用英语说：“我们战败了。”很显然，他压力很大。由于我没有立即回应，他又说：“我们输了。我们输了这场战斗。”我说：“不可能发生得这么快吧？”他答道：“色当前线失守，大批德军的坦克和装甲车不断涌进来。”

雷诺的电话是意料之中的。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给丘吉尔发了电报，说情况“非常危急”，并请求英军增派10个战斗机中队。丘吉尔尽量安抚雷诺，告诉他说1914年和1918年也曾有过看起来同样令人绝望的时刻。
那天快要结束时，危机愈发严重。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将军向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报告说情况糟透了。达拉第在电话里大声叫嚷着说必须予以反击。“怎么反击？”甘末林答道，“我已经没有预备部队了。”“你是说法国军队全军覆没了？”“是的，在拉昂（Laon）和巴黎，我连一支可用的部队都没有。”对德军而言，法国首都已是唾手可得。
5月16日上午，雷诺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就巴黎军事总督赫林（Héring）将军提出的关于法国政府是否撤出巴黎的建议展开讨论。为避免引起平民恐慌，他们决定暂时不撤离。然而在政府内部，恐慌已经占据了上风。当政治家们讨论时，巴黎上空升起股股浓烟，法国外交部的官员开始烧毁文件，以防落入德军之手。大量的文件被扔到了窗外，投进在码头草坪上燃起的篝火之中。一位名叫让·肖韦尔（Jean Chauvel）的高级官员试图在办公室的壁炉烧毁文件，结果却把烟囱点着了。
在旁边的议会大楼都能看到升起的烟雾。下午3:30，雷诺在议会大楼发表了态度强硬却内容空洞的演讲，得到了热烈的掌声。5:30，丘吉尔抵达法国外交部，会晤法国领导人。他回忆说：

我们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人人满脸沮丧。在甘末林面前，放着一个学生用的画架，上面挂着一幅约有两码见方的地图，标出了盟军的战线。这条战线上，在色当那儿形成了一块很小却有不祥之兆的突出部……甘末林将军说了大约有五分钟，谁也没有插一句话。他说完后，全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我问他：“战略预备部队呢？”接着，我又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太熟练的法语问：“机动部队在哪里？”甘末林将军转向我，摇了摇头，耸了耸肩，说：“一支也没有。”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屋外，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火冒着滚滚浓烟。透过窗子，我看到德高望重的官员们正推着一车车的档案文件向火堆走去……过了一会儿，我问甘末林将军他打算什么时候、从哪儿向突出部的侧翼发起进攻。他回答说：“兵力不足，装备落后，战术低劣。”然后绝望地耸了耸肩。

现在，就连丘吉尔也确信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回到英国大使馆后，他给伦敦发了封电报，认为应该按照法国的要求，再增派六个战斗机中队。丘吉尔警告说“法国的抵抗可能早在波兰抵抗之前就被粉碎了”。最后，他说：“我再次强调，眼下已是万分危急的关头。”
他后来这样描述这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目瞪口呆。我们该如何看待伟大的法国军队及其最高统帅？”

神秘莫测的甘末林将军

德国进攻仅仅六天后，“伟大”的法国军队就濒临崩溃，这怎么可能呢？1939年7月14日，魏刚（Weygand）将军在里尔（Lille）的一次讲话中说：“我认为，现在的法国军队是有史以来最精锐的军队；一流的武器装备，一流的防御工事，高昂的士气，还有了不起的统帅部。”这样鼓舞士气的公开声明即使不能只看表面，但它反映了法国统帅部上上下下普遍乐观的态度。
1940年5月10日，甘末林将军在接到德军进攻的消息时，有人看见一向寡言少语的他“迈着大步，哼着小曲，在要塞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他神情愉快，威武神气”。还有人说“他状态很好，笑得很灿烂”。也许在经历了这么多次虚惊之后，等待已久的进攻终于到来了，这让甘末林松了一口气，但从他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看出，他对法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甘末林在1939年8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向法国政府明确表示，军队已经“做好了开战准备”。法国在得知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后，随即召开了这次会议。这必然会使希特勒在几天之内对法国的盟友波兰采取行动。陆海空三军所有的首长都参加了会议。达拉第问他们，当波兰从欧洲版图上消失时，法国是否可以袖手旁观，又该采取什么措施。甘末林明确表示，法国“别无选择”，只能履行对波兰的承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准备采取攻势。他的策略是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法国及其盟友英国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同时发展壮大本国的武装力量，以便在1941年或1942年发起进攻。人们相信，英法两国在经济上的优势最终必将成就军事上的优势；同时，两国也已做好了防御准备，随时迎接德军的任何进攻。甘末林在1939年8月23日所提的建议更有分量，因为这与他在一年前慕尼黑阴谋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他极力劝阻政府不要卷入战争。他提醒说战争将导致一场“现代化的索姆河战役”。无独有偶，在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有人提出要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想法也被他泼了冷水。
甘末林以异常谨慎、头脑冷静而著称，他在1939年提出的建议自然也很有说服力。不得不说，他的个性难以捉摸。有关他的传记，最好的要数《甘末林之谜》（The Gamelin Mystery），光是书名就恰到好处。到1940年，许多关于他的描述都不可避免地带上法兰西的陷落了某种色彩，用法国“一战”领袖福煦元帅的话来说，“败军之将，不足为信”。
甘末林1872年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因其才智过人，很快就引起了上级的注意。1914年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霞飞将军的参谋。虽然后来他继续在战场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是以作为参谋而出名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在马恩河战役（Battle of the Marne）的谋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恩河战役成功阻止了德军在1914年9月的进一步推进。霞飞和甘末林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但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人们相信，甘末林正是模仿了霞飞身上那
种寡言少语、沉着镇定的神态。但如果说霞飞是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才沉默，那甘末林可不是这样。他是一位颇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只喜欢谈论绘画和哲学。许多观察人士认为，甘末林更像是一位教士或学者，而不是一名军人。他那“温柔”的握手方式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1916年凡尔登战役后，霞飞被解职。这让甘末林明白了获得政客支持的重要性。的确，他在1918年后迅速成名，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同政治家们搞好了关系。这对他的事业也有帮助。他是少数几个没有被怀疑对反共和主义者怀有仁慈之心的主要将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