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疫情恐慌下的人类社会

自从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对于瘟疫的记录是一个常态，地方长官对于战争以及随之发生的大型灾害一定会记下来。可真正大规模爆发的瘟疫，记载比较多的是在公元２世纪后半段—大约公元170年一直到公元220年这半个世纪。这段时期的中国几乎是瘟疫不断。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瘟疫

东汉末年，发生瘟疫的最大的地区是禹州、青州、徐州。这是当年的东汉政权——也就是三国政权所在的区域，整个中原地带的东半边。那个地带在东汉时期人口最繁密，农业非常发达，居住的环境相当拥挤。而且有个问题是常常发生水灾。如果黄河、淮河发了水灾，某个地区一年里面就会有半年时间浸泡在水里面。这种浸水的地方，就是培养细菌最好的环境。当地因为潮湿的关系，年年都会发生疾病。
这一段时间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的“医圣”张仲景出现了。他是河南南阳人，家里是有两百多人的大族，瘟疫以后死了三分之二。所以他结合自己临床治病的经验研究瘟疫，写了本书叫《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是具体地、切实地从自己看病的经验，对疾病做分类、分析，并提出诊疗方案。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死亡率是很高的。当时大概全中国人口有5000 万上下，在瘟疫大规模爆发的区域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那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假如按照张仲景家族损失三分之二人口的比例来推算，这就相当可怕了。而且这种瘟疫是连年不断的，来年甚至连续几年都发生。
城市里面发生瘟疫的情况跟农村那边几乎是一样严重。农村可能是因为医药环境差一点，但是面对瘟疫，城市里的人也没有很有效的办法应对。比如说历史上的“建安七子”，是当时有名的七个学问家，里面有五个死于传染病，可以想象其严重了——这是公元217年发生的事情。
这段时间北方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说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在中国还是农业国家的时代，精耕细作的农业一方面取决于土地面积，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假如一个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两个大一个小，如果有一两个人在瘟疫中去世，这一家的生产力就等于完了。瘟疫爆发的中原一带财富总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上下，这一带整个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够，那么就一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不行。瘟疫爆发影响农业生产的后果就是饥民激增，然后这些饥民投向流寇，投向各地地方武力，正好提供了三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兵员。而且战争本身也会导致瘟疫产生，因为军队伤亡而产生的许多死者堆着没人处理，也导致细菌繁殖。
所以瘟疫的后果，第一是它会使瘟疫集聚发生地的人口快速减少，经济生产力弱了，社会秩序乱了；第二是瘟疫中孳生的细菌会继续繁殖，甚至扩散到各处去。东汉末年的这次灾害将整个汉代的统一局面拉垮了。
大的瘟疫以后，尤其是连续多年的瘟疫以后，会形成一个混乱不安的局面：瘟疫、疾病、死亡。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死亡产生的尸首不能处理，病情没法处理，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恶性循环。这会导致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它可以造成五六十年甚至一两百年的长期影响。
东汉结束以后是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等到南北朝以后，中国国内族群的分布已经跟汉朝的不一样了。少数民族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大熔炉之中。他们慢慢汉化，在中国落户生根。隋朝的人口，以他们的本质基因而论，已经和汉晋时的人口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的瘟疫。
除了这一次导致东汉帝国解体的大瘟疫，中国历史上还爆发过另外两次很严重的瘟疫。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元朝。成吉思汗从东北进攻金国，一路向西打，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领土最广阔的蒙古大帝国。从上都到欧洲这条路上，蒙古帝国的驿道陆续不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蒙古人的海上力量也延伸得很远，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和印度还有中国南部的商人都投入到海上的活动里，港口之间船只来往不断。
这些来往不断的船只、商旅，使得14 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变成全球性的瘟疫，从欧洲一直影响到中国。这次黑死病影响之大，甚至使欧洲的地图都因此产生了极大的改变。瘟疫导致的欧洲人力不足，逐渐形成以机器生产来代替人力劳动的趋势。
这场蒙古时代的大瘟疫，从15 世纪一直延续到16 世纪。因为蒙古大帝国的存在，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这个时候的黑死病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在每个地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中国就有黑死病的出现。一直到明朝初年，蒙古帝国时期黑死病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明末，海上的往来贸易又把西方的黑死病带到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
上面讲的是几次重大的灾害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对全世界而言，大的瘟疫或大的流行病传播简直可以排起队来—黑死病、疟疾、天花、伤寒等一大堆。到最近这些年，禽流感、新冠病毒，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在国际贸易流通的背景下发生，使全球蒙受其害。
就黑死病而言，沙漠里面的老鼠携带病菌，沙漠商队走过，老鼠就将其传播到人身上。商队随着贸易往来把黑死病的病菌传到各处，海路上的情况亦复如此。黑死病若是在船上爆发，一条船进入欧洲港口时可能已经空空如也—船员都已经死光了，成了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