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岭南中西医汇通派医家

一、中西医汇通初地——岭南
西医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被猜疑到得以肯定、从拒绝到主动吸收的过程，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研究、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由于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背景，西医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许多传统观念产生碰撞，因而引致许多误解与争议。如西医学的人体解剖、外科手术等，曾在中国社会中造成恐慌。不过，西医在广东的传播和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平和的。这是因为广东长期以来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人们对新事物有较客观的认识，而平民百姓更受益于早期教会医院的福利性医疗服务，如博济医局开张未几便出现病人彻夜排队挂号的情况，说明西医学治病救人的实际疗效得到了认可。道光二十年（1840）传教士描述了广东人虽厌恶西人，“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但已经接受了西医：“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而岭南近代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开明派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也把学习现代医学作为救国图强的手段之一。
如发源广东的康梁维新派，认为医学是强种的必要条件。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说：“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日之将图我也，为其国之大小，民之众寡不敌也，于是倡为强种之说，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遒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饴，国之勃然，盖有由也。今中国……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饮冰室合集·医学善会叙》）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广东南海人）曾跟嘉约翰学过三年西医，其时在澳门主持《知新报》，也经常发表关于考求医事以强种的文章。光绪二十四年（1898）光绪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 梁启超奏曰：“医者……泰西大学为一科，今特许增之，实为维新之一政也。”学习西方医政制度，考求中西医理，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梁启超还曾著有《西学书目表》，其中，医学书是一大门类，他在书中列出已翻译到中国的各种西医书（包括“全体学”，即人体解剖学）近60种，其中经他作圈为记，以示读过并作评价的就有30多种。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领导人物玕（广东花县人），兼通中西医理。他本以中医出身，在乡间研究过中医，曾在广东东莞县行医一年。又在香港接触过西医，与当时活跃在广东、港澳一带的传教士医生合信、裨治文等相善。洪仁曾试图在太平天国中实施西式医事制度，其《资政新篇》倡学“西艺”“西知”“西政”，其中就有“兴医院”“立医师”的条文。咸丰十年（1860）左右，在其干王府内还开办了一所医院，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所近代医院。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如广东丰顺人丁日昌任上海道期间，于同治四年（1865）作为总办主持成立了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机构之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局中设翻译馆，聘请多名西方传教士为译员，其中有傅兰雅、麦高云、伟烈亚力等，均为传教士医师，近代流传极广的许多西医译著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等皆自此辈译出。
此外更有孙中山由学医而接触新思想，转而走上革命道路。西医在广东的发展以及社会认同的情况，当然会对岭南传统中医产生影响。因此，中医近代史上的一个新学术流派——中西医汇通派诞生了。
中西医汇通派，是近代中医界与西洋医学接触后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新思潮。它得名于唐宗海于光绪二十年（1894）出版的著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所谓汇通，或称“会通”，是对不同思想和观点进行融汇、沟通的一种认知方法，这在中国素有传统。早在明末，徐光启面对利玛窦等人带来的西方历法、数学、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就率先提出了中国学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历书总目表》）的思想。当时也有学者如方以智、金声、王学权等进行医学方面的会通，但因对西医所知尚少，见闻限于纸上，故仅讨论了“脑神说”，其他未能有所进展。但在此时，广东已成为中西医学交流的枢纽，西洋医学从广东传入中国，而中国的中医药学术，亦途经广东传至西方，如《利马窦中国札记》曾向西方介绍中医云：“中国的医疗技术和方法与我们所习惯的大为不同。他们按脉的方法和我们的一样（引者按：原文如此，实则中西医脉法大为不同），治病也相当成功。一般来说，他们用的药物非常简单，例如草药和根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传播中医最有影响的是波兰来华的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m）。他本是波兰御医，后入耶稣会，于顺治七年（1650） 来到澳门，适逢当时明末永历帝朱由榔流落两粤，在肇庆建立政权，后迁广西，其大臣瞿式耜等均奉天主教。卜弥格奉命至永历帝帐下任传教士，还曾担任永历政权的使者出使罗马教廷。顺治十五年（1658）返华，次年病死于广西百色。他译述有中医脉学、中医舌诊、中医制剂等书籍，其脉学部分最早由一法人从广州寄回法国格勒诺布尔市并于1671年出版，名为《中医秘典》，以后陆续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出版了全书《医钥》（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在近代，广东的中西医交汇亦最早，像嘉庆二十五年（1820） 马尔逊与李文斯敦在澳门所设的诊所，便“建立了一个藏有800卷以上中医书籍的图书馆，并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中药。邀请了一位姓李的有名望的中医，有时候还请一个草药专家讲解他所提供的各种草药的性能”。诊所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这大概是最早的中西医诊所了。自此之后，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使近代中医界终于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正式面对西方医学。对此，不少医家积极地提出了“汇通”的口号。以汇通名世者，最著者以“四大家”即唐宗海（1847—1897）、朱沛文（生卒年不详）、恽铁樵（1878—1935）、张锡纯（1860—1933）为代表。其中朱沛文为广东南海人，也是汇通派中较早的代表人物。岭南一带由于对外交流广泛，邻近港澳、南洋等西方殖民地，所以岭南医界接触西医是最早且最全面的。认知带来碰撞，岭南中西医汇通医家实际早在“四大家”之前已经产生，是中西医汇通派的最早诞生地。而同时，与其他汇通派重论争不同，岭南中西汇通派表现出重实践、务求实的风气，在汇通派中别具一格。其中，比较突出的有邱熺、陈定泰、陈珍阁、朱沛文、郑观应、黄炽华、梁龙章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