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题为《防止哺乳悲剧》（Prevention of Breastfeeding Tragedies）的文章中，著名哺乳倡导者玛丽安·奈弗特（Marianne Neifert）博士表示，人体经常无法“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她写道：“医疗专业人士绝对不会对患糖尿病的女子说‘每个人的胰腺都能分泌胰岛素’，也不会对饱受打击的不孕患者说‘每个女人都能怀上孩子’。和所有生理功能一样，泌乳功能有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失效。”简单来说，并非所有女性都能泌乳，也并非所有女性都能分泌出足够喂饱孩子的乳汁。顽固地拒绝接受这一生理事实，可能是一种残忍的态度。
这种拒绝的态度还有可能给婴儿带来危险。一个名为“奶瓶宝宝”（Bottle Babies）的脸书主页上有一个关于乳房发育不全的话题，参与讨论的大都是诊断出这种症状的女性。发起该话题的女子曾听到有人对她说：“不能哺乳的女性人数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每个女人都能哺乳。你只要心里想哺乳就没问题。”一位母亲在该话题下分享了她的故事：她哺乳了数周，而宝宝却“日渐消瘦”。这个孩子每天都要去看医生、抽血，医生还提出可能需要住院，但同时又坚决让母亲继续采取纯母乳喂养，从不承认她的奶水可能不够。最终，她得知自己乳房发育不全。她的孩子都快饿死了。
比较美国与挪威的哺乳率的意义在于，二者的相似之处似乎可以证明并非每个女人都能哺乳。不过，二者的差异也很能说明问题。两国哺乳率最大的差异在于初始哺乳率（挪威为99%，美国为79%）和6个月持续哺乳率（挪威为80%，美国为49%）。挪威女性持续哺乳的时间比美国女性长得多。
写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种差异的原因已经不觉得奇怪了。美国女性不开始哺乳的最常见原因是她们要回去工作。请记住：超过60%有三岁以下孩子的美国母亲在工作，有30%的美国母亲完全不休产假。休产假的女性也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回去工作，一般是6周以内。很多女性也许会想，为什么要开始哺乳呢？说不定过几个星期就得忍受给宝宝断奶的痛苦。美国没有产假，这也可以解释美国女性的哺乳时长为何低于挪威女性。与有充足产假或不外出工作的女性相比，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女性停止哺乳的可能性要高一倍以上。孩子6个月时，多数美国母亲已经回去工作了4个多月，而挪威母亲的产假还剩4个月呢。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美国哺乳女性的数量已经非常惊人了！
但问题在于，她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首先，人们经常说母乳喂养是“免费”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当然，母乳喂养本身可能不怎么花钱，但在当代美国，如果母亲打算走出家门，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以下对普通新妈妈在哺乳方面的开销做了粗略计算。哺乳让很多人省了钱，但也大大增加了很多人的花费。
哺乳相关开支（不吸奶）
2件哺乳上衣 80美元
2件连衣裙 200美元
1件睡衣 50美元
1件背心 60美元
2件哺乳胸罩 100美元
1管羊毛脂 15美元
15盒哺乳衬垫 100美元
哺乳枕 40美元
哺乳巾 40美元
共计 785美元


吸奶相关额外开支（假设吸奶器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
母乳储藏袋 40美元
冰格盘 25美元
4个奶瓶 40美元
奶瓶清洗用具 30美元
共计 135美元
如果哺乳遇到困难或需要更多支持，还会产生额外费用：泌乳顾问上门服务及后续服务费用需400美元左右（每小时100—350美元不等）。
上班期间吸奶的母亲还要承受工资的损失。保守估计一位母亲每天上班期间只吸奶1小时，持续时间为6个月，并假设她拿的是最低工资，那么她在这6个月中损失的工资为1094美元（按纽约州2014年最低时薪8.75美元计算）。
6个月内的时间成本：900小时（哺乳或吸奶）。
算下来，6个月的金钱成本共计2414美元，时间成本共计900小时。相比之下，配方奶喂养便宜得多，6个月只需600美元左右。此外，还有时间上的消耗：若按照建议纯母乳喂养6个月，需要花900小时左右，也就是每周长达35小时，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了。
换言之，母乳喂养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不止一种。然而，本书中提到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考虑到女性的时间价值。在第三章，我描述了大卫·迈尔斯博士所做的成本效益分析，他以此分析来证明母乳喂养的益处。他解释道，每6名母亲给孩子纯母乳喂养6个月，可以减少1例耳部感染。也就是说，女性花5400小时哺乳，只能防止1例耳部感染，而要想防止1例肺炎，需要花15 600小时哺乳。迈尔斯博士似乎觉得这样完全合理。然而，面对这些数字，即便是最疼爱孩子的父母也很可能不会同意迈尔斯博士的成本效益分析。他们的看法可能也不同于梅丽莎·巴蒂克——她是马萨诸塞州母乳喂养联盟的一名哺乳主义者。根据她的计算，在美国，不给孩子哺乳造成的损失为每年130亿美元。可是，她完全没有考虑到哺乳本身让女性付出的代价。
哺乳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代价。在哺乳这个问题上，女性承受着巨大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别的母亲，也来自护士、社工、政府。众多大型卫生机构建议至少给婴儿提供6个月纯母乳喂养，而很多遵守这一建议的母亲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们的生活围着孩子转，自己的需求排到了第二位，甚至是第三、第四位。她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职业，几年之后，再想重操旧业已经困难重重。她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丈夫，可是如今接近一半的婚姻都以离婚收场。没有放弃工作的那些母亲需要上更长时间的班，但报酬更低，让人心力交瘁、备受屈辱。她们每天要带着沉甸甸的吸奶器上下班，每天上班期间吸奶两到三次：把吸奶器连到自己身上，排出乳房里的乳汁。她们忍受着同事的嘲笑、骚扰、歧视，也忍受着与孩子的长时间分离。
“泌乳衰竭”的母亲承受着屈辱与内疚。贫穷的母亲会受到政府的惩罚：她们和孩子本来就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风险，可政府还不给她们发放足够的食物。非裔美国母亲会成为社会攻击的对象——这个社会向来喜欢把自身的失败归咎于被主流排斥的群体，比如非裔美国人就经常成为替罪羊。
上述例子表明，哺乳主义的代价并非由个人背负，而是由我们整个社会承担。哺乳义务让社会中一部分人——主要是特权阶层——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并通过其他方式加深了种族与阶级歧视。哺乳之所以是一种身份标志，正是因为它象征着社会地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通过哺乳来表明自己是好父母，同时也暗示其他人是坏父母，尤其是黑人、穷人、未婚人士。我们利用哺乳来节省政府食品计划的资金、限制女性的选择、干涉边缘弱势女性的生活。
我们还用哺乳和吸奶来弥补产假的缺失。产后六周，女性回到工作岗位上，而她们的小宝宝通常就会被送去日托所。那么小的孩子每天就要和父母分开八到十小时，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和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关系，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他们在日托所会接触到病毒、受到感染，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保持健康，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没有好好抱过他们，也不怎么跟他们说话，可我们却期望他们能顺利成长，长成情绪稳定的聪明孩子，就因为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每天早上把他们丢在日托所，心里不免感到痛苦、歉疚，但想到他们吃的是母乳，我们便感到些许宽慰。
遗憾的是，以上期望和想法毫无根据。美国父母想要培养出身体健康、情绪稳定的孩子，在朝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种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母乳喂养能解决的。母乳无法代替服务优良、离家或公司近的平价日托所，无法代替产假，也无法代替便民、平价的医疗服务。
我们过于重视母乳喂养，认为它能解决棘手的国内政策问题，这种观念体现了美国的一种长期倾向，即把社会福祉当作个人的责任。这种倾向在医疗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难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政客为何大力提倡母乳喂养、健康饮食、锻炼身体、安全性行为、戒烟，试图以此解决一部分存在时间最长、代价最为高昂的国内政策问题。从导致奥巴马医改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问题，确实没有政治上可行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