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摘
后 记
在特拉维夫，我坐在一条长凳上，盯着一间报刊亭。我已经看了一个小时了，尽管这间报刊亭没什么神秘的，只有一个小房间大小，搭了一顶条纹雨篷，一面墙上贴着卖彩票的海报。我在长凳上坐下时，刚过七点钟，报刊亭还关着门，但不久就开了。先是几分钟的忙碌，一切有条不紊。一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妇人打开了门锁，接着一名穿着黑色 T 恤的中年男子摆出了几把椅子，一个穿蓝裙子的女人则在里面忙着些什么。椅子放这儿，桌子放那儿，再摆上烟灰缸。三人穿插交错，虽没有交谈，却配合默契，各司其职。
中年男子摆出了一货架薯片。一面墙上的金属窗板向上打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老妇人的上半身和报刊亭的内部——一台放着软饮料的冰箱，一个售卖比克（BIC）打火机和棒棒糖的柜台。城里别处的报刊亭会卖卡布奇诺和无麸质松饼给网站设计人员，但这里不会。这个报刊亭开在小学旁边，平平无奇。即便连人带亭子被整个抬起，飞到东边落在约旦的安曼，或飞到南边落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又或者飞到西面落在希腊的某个岛上，都不会引起注意，生意照做，不受影响。
一名警察慢悠悠地经过，向老太太打了个招呼，脚步没停。一个小女孩背着大大的粉红色书包，踮起脚尖，买了一包粉红色的口香糖。一位出租车司机买了包L&Ms香烟，和亭子里的女人很熟络，毫无客套，显然多年来他已经从这儿买过很多这样的香烟了。这是夏末一个平常的日子，地中海东岸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大海掩藏在建筑物背后，却不时用一阵微咸的海风送来问候。在世界的这片角落，现在正是出门的好时候，阳光明亮而不刺眼，离热起来还有几小时。我向老太太要了杯黑咖啡。她不认识我，但还是用带着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亲切地叫我“亲爱的”，然后转身进了里间，过了一会儿端着一个纸杯出来。我则继续观察着。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想象一下那间在贝鲁特的报刊亭，它和我之间隔着敌对的边界，隔着七十年的动荡岁月。像这间报刊亭一样，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紧挨着一所学校。大海，同一片大海，也在不远处，能闻到它的味道。我想象着 1948 年夏末那个早晨，职员和工人们经过紧闭的报刊亭，走向马车、汽车和市中心的有轨电车汇成的喧嚣。几名学生从这里路过，走向“三个月亮”学校。
报刊亭里传来“咔嗒”一声，窗户撑起来了。两个年轻人从柜台后往外看。两人忙碌着，时而并排，时而交错，轻松自如，非常默契。他俩都留着小胡子，其中一人戴着眼镜。我有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俩对着镜头咧嘴笑着，头发向后梳，领子没扣上，看上去既会说笑又能战斗。如果问他俩叫什么名字，戴眼镜的人会说他叫作阿卜杜勒·卡里姆，另一个会说他叫易卜拉欣。一辆奥兹莫比尔汽车停在路边，另一个年轻人出现了。像前两人那样，他肤色黝黑，留着小胡子，但从他踏上人行道的那一刻起，就能感觉到他更加趾高气扬。他声音洪亮，是个冒险家。他大步走向柜台边，那两人和他握手，亲吻他的脸颊。这位就是贾米尔。第四个人走了过来，他就是尤瑟夫。他似乎比其他人更有派头，带点知识分子的气质。别被他们放松的姿态骗了，他们已有五位朋友丢了性命，命运仍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凭着偷听到的谈话、报纸上的字句以及晾衣绳传来的滴答声，竭力去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推测接下来的动向，但一切都还笼罩在迷雾中。他们躲在报刊亭里，仿佛那是一艘救生艇，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依靠。此刻我坐在眼前这座报刊亭旁，却仿佛在看着他们那间报刊亭。就算他们中间有哪个人走了过来，似乎也不奇怪。
从报刊亭驱车往前开一小段路，就来到一栋普通公寓大楼。入口处写着卡塔什、鲁宾斯坦、亚历山德罗夫、卡马赫吉和其他人的名字，名字的主人从别处来到这里，变成了别的人。一个门铃按钮旁边写着以撒为自己选择的姓氏。从选择这个姓氏开始，他便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一部电话亭大小的电梯把我带到七楼，他就在门口，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他就是以撒·索山，或者扎基·沙索，或者阿卜杜勒·卡里姆。 
以撒的职业生涯涉及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多个部门。有一段时间，他负责偷渡路线，帮助犹太人逃离叙利亚，其中一条路线是从他的家乡阿勒颇经贝鲁特登上近海的一艘船，然后抵达海法港。他参照英国皇家特别空勤团建立了一支突击队伍，用于敌后作战。在这支队伍里早期的士兵当中，有一首阿拉伯语歌很是流行，歌名叫作《穆萨·宰因》（Musa Zein），一问一答，很有感染力，这首歌就是以撒在海滩上训练士兵跑步时教给他们的。以撒小时候家在犹太区，附近街道上有穆斯林的婚礼游行，他就是从那里听到这首歌的。
我还认识另一名老间谍，他曾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安全屋见到过以撒。以撒正在询问另一名间谍。当时以色列刚建国不久。那名被询问的间谍还是个学员，此时才刚知道情报人员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以撒既不咄咄逼人，也非温文尔雅。他言语温和，娓娓道来，俨然是个没有高中文凭的心理学家，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洞悉人性，熟知中东的事情。
以撒的第一任妻子亚法因病早逝，后来他娶了拉结，是他在阿勒颇认识的几兄弟的妹妹。婚后他俩还住在以前的公寓楼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他有一双儿女，女儿在特拉维夫，儿子在纽约，还有个弹钢琴的孙子。1950年春天的那个夜晚，他乘船回国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今天的日子。途中他既没憧憬未来，也没回顾过往，只是趴在栏杆上吐了一路。
天亮时分，他们到了海法。水手们抛下缆绳，发动机“啪”一声熄了火。以撒和同伴分别后独自一人待在码头上。没有英雄的欢迎仪式，甚至根本没有人来迎接他，只有一张职员住宿券，找不到更好的地方的话，可以在军队招待所凑合一晚。他以为帕尔马赫会有人来找他，听他讲故事，但帕尔马赫已经不复存在了。两年前他混在难民中乘车离开，现在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但又不是原来的城市，原来的房子中全是陌生的面孔。他回到了战火纷飞时离开的国家，但又不是原来的国家，是他从未来过的地方。他还是他，但同时又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我们为了写这本书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以撒已经 93岁了。他告诉我，他发现自己在想念母亲。他的语气很惊讶，仿佛从没有过这样的事。他母亲的名字叫玛扎尔。以撒 7 岁时，她死于分娩，葬在过去的阿勒颇，葬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20 世纪的历史尚未滚滚而来，把一切搅得粉碎。
他不记得母亲长什么样了，这让他很烦恼。有时她的样子似乎触手可及，然后又从脑海里溜走了。她没有留下照片。如果铆足劲儿回想，以撒可以看到她的轮廓，就好像正仰望着她，光线从她背后照下来，也许正是阿勒颇的阳光。也许她正要把他抱进怀里。
他的母亲又瘦又高，戴着一个黄金的小吊坠。但他看不清她的面容，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以撒想知道母亲是怎么叫自己的，是和其他人一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昵称——只有她才会叫的那种。母亲是怎么叫他的？他想知道，但已经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