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节选）：
大学入学竞赛提早开始的成因
家长们早早就开始努力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升入好的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学位。在美国，大学教育极为重要，它在“决定一个人未来社会阶层的归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数百万受过教育的专业劳动者来说，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中困扰他们的主要因素，这提高了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也许只有教育才能防止未来家庭向下流动，尽管这存在一定的风险。大多中产阶级中上层的家庭如今已不再有家族企业可以传承，因此，这些家庭能否让下一代进入更好或哪怕只是相同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能成功地取得教育文凭的认证。 

中产阶级中上层的父母愿意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来实现这一点。米歇尔·拉芒在她关于中产阶级中上层的著作中解释道，大多数“中产阶级中上层的美国人把他们一生积蓄的一大部分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这些家庭之所以愿意进行这么大的投资，是因为高等教育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 

但是这些钱不仅仅花在学费上。今天的家长们要比以前更加精明，他们将时间和金钱都用于让孩子能够在课堂之外得到专门的辅导。对许多孩子来说，课外生活主要由体育运动和其他有组织的活动构成。课外活动有助于提高入学率，尤其是体育运动，这一点在顶尖的学院和大学最明显。尽管这种提高远远不等于保证，但家长们还是愿意两面下注。

竞争性活动如此吸引人，也是由于这些娱乐性质的比赛就像试验场，能够培养在将来更重要的赛事中起关键作用的技能。许多亚洲国家的家长会鼓励他们的孩子花大量的时间在国外的学校学英语或在国内的补习班里读书，但是多数的美国家长更喜欢让孩子在活动的趣味中历练成长。在美国式的竞争理念当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儿童从事的活动看起来不应该太像一份工作，尽管竞争性活动显然是带有工作意味的。

同时，如果你认为在每周六的足球场上，像杰里迈亚这么年幼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内心所想的是某几个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那就错了。相反，在他们的认知中，养育孩子是对性情品格的培养，并且让他们在体育、舞蹈或象棋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但哪怕家长们直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一封封录取通知书，这也是有道理的。参加课外活动，尤其是体育运动，确实能通过体育奖学金或入学“加分”带来大学录取上的优势，使学生在申请精英学校时更具优势。

2005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关于长曲棍球越来越受欢迎的文章解释说：“许多家庭把长曲棍球看作是一种机会，能让他们的儿女在竞争激烈的大学录取和奖学金申请中脱颖而出。”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家长的话：“我从三级联赛的大学教练们那里听来的消息是，参加长曲棍球运动差不多相当于SAT考试中的200分。“（在一个需求回避招生的时代，参与像长曲棍球这样的运动也是彰显申请人社会阶级的一个标志。） 

本书中的家长们都很现实，他们的孩子获得NCAAc奖学金的机会十分渺茫，尤其是一级联赛的学校。39相反，我遇到的家长们看中的是打长曲棍球可以带来的东西：大学申请中的录取加分项。这种录取加分项在常春藤大学和顶级文理学院中最为明显，前者不向学生提供体育奖学金，而后者的学生群体较小，有时学生运动员的数量会超过一半。 

高等教育的招生系统当然“与少年棒球联合会和高中体育运动有关，也与我们国家文化中公认的体育价值观有关”由于孩子们并非被随机分配到竞争性的课后活动中，我们无法确切地判定正是这些活动帮助孩子们在大学入学竞争以及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但重要的是，家长们对这些活动的重要性深信 
不疑，并在他们的孩子还很年幼时就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美国学院和大学看重录取类别而不单看学习成绩，这取决于美国独有的历史渊源。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展示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三巨头”于20世纪20年代新制定的录取标准，目的是阻止“不受欢迎的人”，即犹太人和移民。这个新的录取体系重视“全方位的人”，也就是那些自然地参与到俱乐部和体育活动中的人。卡拉贝尔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录取门槛的定义一直在不断变化，父母对子女申请大学的担忧“并不多余，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获得教育文凭已经取代了直接继承财产，成为父母向子女传承特权的主要手段。在美国，随着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如此——人们要尽可能获得一切优势的愿望也只会越来越强烈”。 

在进行本书的研究时，我遇到了一位父亲，他本人并没有读过大学，但他这样向我描述他让三年级的女儿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的动机：“如果这能帮助她进入哈佛大学……”用另一位母亲的话来说，她儿子的成就“也许会帮助他脱颖而出，进入一所好学校”。当我问她如何定义一所“好学校”时，她答道：“常春藤盟校或者类似的学校，比如斯坦福大学”——尽管她本人没有上过这些学校。

虽然这些父母没有上过他们为孩子选的学校，但我采访到的家庭也不全是如此。卡拉贝尔和记者丹尼尔·戈尔登（Daniel Golden）发现，在许多机构中，对校友子女的偏好也非常重要；戈尔登发现这一情况在圣母大学尤其明显。我们无法断定这些富裕的孩子童年时期所做的事情会使他们进入某些学校，从而帮助他们保住自身的阶级优势。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他们获得的技能与参加的竞争性童年活动确实是相关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学士学位比较常见，甚至在许多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那么获得学位的学校自然就成了拉开差距的关键。而家长们正确地意识到，这些活动确实对孩子进入更精英的学校有所助益。根据社会学家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对一所精英私立文理学院入学情况的研究，“为了培养孩子身上可量化的优点，这些家庭形成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正是家长们为了培养这种可量化的优点所做出的努力，导致了孩子们课余时间的忙碌，形成了我所说的童年竞争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