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周闻道一脸严肃地表达关于文学、散文、“在场主义”的主张时，我总是对自己及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想来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如此：被称为“学院派”的大学文学教授并非都爱文学，不少人是出于职业的需要、为“稻粱谋”，而缺乏对文学的热情。相反，在大学的高墙之外，却有一些人酷爱文学，把写作当生命，成绩斐然：被奉为“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是一个图书馆员，卡夫卡也曾经是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无为而为”“无目的的目的性”，这些话语，好像是对文学、艺术所说的。作为公务员，周闻道长期驰骋在经济主战场而非文化主战场。但他在本职工作之外，对散文写作有着宗教般的热忱与执着，
这些我只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批“行吟诗人”身上见过。可是那批“行吟诗人”如今早已走远，只剩下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周闻道还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散文写作，追求在场写作，他的身边硝烟弥漫，而他似乎“独善其身”。

    周闻道是有显著辨识度的作家。众所周知，辨识度是一个成熟作家的标志。周闻道的辨识度来源于他的抱负，而他的抱负可谓业余作家的“非分之想”：他对散文怀有崇高的使命感。“朝闻道，夕死可矣”出自《论语》，“周闻道”这个笔名与“朝闻道”谐音，周闻道的雄心与执念已然昭昭。他要干一件不少职业作家不想干也不愿干的事情，将文以贯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弘道的大旗重新捡起来，固执地扛在自己的肩上。“五四”先驱所痛斥之“道”，大家心知肚明。其实关键不在于“文”是否载“道”，而在于载什么“道”。在周闻道那里，“道非道，非常道”，“道”只是一种文学伦理，即散文必须拥有的精神品格：介入。“介入”一词并不陌生，萨特二战后即倡导“介入文学”，认为文学应与单纯的想象和纯粹的艺术分道扬镳。在萨特看来，散文比起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诸种艺术更具介入性，它应该穿越事物表象，越过客体事实，抵达主体价值，最终拥抱人的最高存在——自由。散文的语言岂止“符号”，乃是“行动”，是“上了子弹的手枪”，而由此而生成的散文，就“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了。文学对人类深陷其中的世界，起着命名、证明、显现与去蔽
的作用，并以此解开所有系在人身上的可见与深藏的绳索，让人直接与真相照面，与自由拥抱。当然，萨特这里所说的“散文”，是指除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

    正是“文以载道”与“介入文学”的相遇碰撞、相激相生，2008年3月8日，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故里眉山，一场以周闻道、周伦佑为旗手的、声势浩大的“在场主义”散文运动拉开了序幕，并以周伦佑担纲，构建了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体系。他们标举“在场”“去蔽”“敞亮”“本真”，以及“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等旗号，向传统的散文界发起猛烈的冲击。2010年由周闻道、李玉祥发起，又连续举办了六届的“在场主义散文奖”，更是在汉语散文界刮起“在场主义”散文飓风。至今十余年过去了，这场飓风的风势依然强劲，未有停歇之意。在场主义散文，已然成为绕不过去的文学和文化现象。

   “文以载道”这一跨越近千年的华夏文明与“介入文学”这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在周闻道这里接榫铆合，绝非某人或某些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时代使然。中国百年白话散文经历了六个阶段，即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新人文、在场。正如我曾说的，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新人文面对四大背景，显得力量微弱。一是消费主义的兴起并日益占据时代中心，使各种事物，包括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等都有“为消费”“被消费”的倾向；二是虚拟世界即网络世界，使人们不断往返于线上、线下，或处在线上与线下之间的悬浮状态，与实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周遭世界的关联日渐疏远和大幅弱化，人的脱域化倾向严重，处身性、具身性存在很大的问题。三是语言学转向到此一时期才真正落地中国，符号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是其标志，写作的语言自指化倾向与消费主义紧密呼应，导致意义的离场，写作的及物性问题越来越尖锐，符号泡沫、符号异化表现突出。四是古典主义或拟古主义思想盛行，国学热、西方古典热、汉服热、古镇热等，都把人们的目光从现实带向以往，思想界、文化界、文学界出现现实的缺席。
    如此种种，导致符号对真实、真相、真理的遮蔽，符号极尽撒谎之能事：一个“后真实”“后真相”“后真理”的时代已然到来。散文在“符号经济”或“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包围下，出现了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大散文”景象，貌似极尽繁荣，实则四面楚歌，亟须突围。在场主义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到了历史的台前。
     在场主义散文主张的“介入”，显然与萨特的“介入文学”有别。在场主义介入观更强调介入现实、关注当下、体察苦难，还因特殊的历史语境与话语体系，它更加强调“发现”，即对真实、真相、真理的发现。“发现性”，可以说是在场主义散文的“第一性”。但要以散文的方式“介入”与“发现”又谈何容易。语言并非澄明，文学符号更是涵义模糊、歧义纵横，甚至晦涩难懂，意象、象征、张力、悖论、隐喻等传统文学手法，与“去蔽”“敞亮”“本真”等在场主义要求背道而驰。更何况“无为而为”“无目的的目的性”等观念，就与萨特的“介入文学”理论相冲突。如何戴着多种镣铐跳舞，无疑是摆在在场主义散文创始人周闻道面前最大的难题。
    就本人观之，周闻道至少有两副笔墨。正是这两副笔墨，缓解了在场主义散文的上述难题。他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发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深藏的隐情、隐忧、隐患，或者症结、症候、症状。这时，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敏锐、敏感被充分调动起来，而人文主义者内心的悲悯与同情，又使这种敏锐、敏感变得特别深刻细腻，并通过文学语言，悄然越过经济社会的现象层面直达人心深处。他的《国企变法录》  《暂住中国》 《重装突围》  ，全是这样的作品：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既具有历史的厚度也具有人性的深度，是20世纪80年代优秀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回响与延伸。周闻道的另一副笔墨，是以《七城书》 为代表的作品，以寓言和魔幻的方式，企图更委婉也更深入地“介入”和“发现”当代社会人们的危机与精神异变。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忧虑化作绵长深邃的哲学幽思，当代人的精神“城堡”、心灵“围城”，以及危及生命存在的“鼠疫”，被一一解析成具体的物象、意象，被叙述成一个又一个迷宫般的故事。“报告”“叙事”与“哲思”，“现象”“价值”与“精神”，将周闻道的两副笔墨巧妙地融合在“在场主义”散文的旗帜下，既与散文世界的普遍关怀联结起来，又不乏个人特点与汉语散文的特色。
    摆在读者面前的《我读与读我》是文论集，分为《发现的秘密》和《介入的力量》。前者是周闻道宣示自己的散文主张或者谈论别人的散文，后者是别人谈周闻道的散文。两者的关联点都是在场主义。有这书在手，关于在场主义散文是什么、人们又是如何评价周闻道的在场主义散文的，就不需我在此饶舌了。
     周闻道的自我介绍显得有些谦虚了，他只提到自己是“作家”和“经济学家”，其实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称谓尚未提及——文学活动家。周闻道以其鲜明的文学主张、生动的写作实践、过人的人格感召力和社会活动能力，调动各种资源，运用现代传媒技术，线上线下结合，以散文、微散文等多种文体，创立“在场主义”散文流派，聚集起庞大的“在场主义”散文阵营。他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历史岂会视而不见？尤其是连续六届的在场主义散文奖，把被“大散文”等泡沫所遮蔽的“在场精神”，或被主流有意无意“忽视”的一批海内外杰出散文作家作品，尽可能地纳入到在场主义散文之中，从而聚合起一个独特的“文化社群”和“公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场主义散文运动已经超出了“散文”和“散文史的范畴”，成为一个文化先锋事件。由此，“周闻道”这个名字，或者说周闻道作为
“文学活动家”的意义，也相应地超出周闻道作为一个作家的意义了。之所以乐于作序，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历史并非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