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斌
“玄奘现象”与中国胸怀

唐贞观三年，也就是629年，28岁的玄奘背起行囊，走出了长安城，发下“不至西天，终不东归”的大愿，踏上西行取经的漫漫旅程。他孤身穿越八百里沙海，途经70余国，最终抵达佛陀的故地。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在西域和印度周游参学17年的玄奘回到长安，此时的大唐已经呈现出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大唐用盛典欢迎玄奘的回归，他受到了文武百官及数十万僧俗百姓的夹道欢迎。他带回如来舍利150多粒，金檀佛像7躯，梵本经论657部。玄奘以贞亮的信仰、渊博的学问、高雅的风范，令唐太宗为之心动倾倒。太宗下令在长安朱雀街陈列大师带回来的佛经、佛像等圣物，供世人瞻仰。太宗还令宰相房玄龄选取高僧20余人，组织宏大的译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
玄奘西游归来，是唐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而长安朝野对玄奘归来的兴奋，正反映了这个时代对引进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巨大热情。“玄奘现象”蕴含着中华民族“只闻来学，未闻往教”的文明基因。中华民族既有文化自信的从容底气，更有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乐于接纳域外的优秀文化。唐代也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开放的文化态势，也照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交流的盛大场景。中华文化自发轫以来，上下几千年，一直与域外其他民族保持着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交流。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各民族、各文化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载体。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积极地、广泛地、持续不断地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广泛地传播于世界各地。
这样，中华文化就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步共振的，所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史的一部分。当中国寻找、走向世界时，世界也在寻找、走向中国。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与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

走向世界的中华文化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方面，这不仅是指各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参与了世界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化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积极的、先进的成果，将优秀外来文化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这一过程也就使得民族文化获得了世界文化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许多成果传播到海外，被其他民族所接受、所吸收，成为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补充部分或刺激因素，撬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发展演变。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这些成果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使得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全球性的、世界性的文化。
与域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博大”和“精深”的内容，有许多是在长期的对外交流中，从外“拿”来的。这些文化成果既包括丰饶的物产，也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灿烂的艺术文化和学术思想。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华文化不断得到补充、充实、丰富，同时也使得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世界文化的内容，具有了世界文化的意义。
与域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地开阔着中国人的世界眼光，不断地增强着中国人的世界意识。鲁迅说：“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所谓“世界识见”，就是一种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意识、世界的胸怀。中国人世界观、世界眼光的扩大，与中国疆界的扩大有关，与中国与海外的交通的拓展和交往空间的扩大有关，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的发展有关，更与中国人自己走向世界的步伐有关。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变革，首先是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关。对外开放的扩大促进了自身内部的变革。所以，文化交流中的“我”之“外”，往往起到一个“乌托邦”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对本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参照物的作用。近代中国以“西方”为参照，对传统的中华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实现走向现代化的变革。同样，欧洲也是以“中国”为参照，对传统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和反省，激发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
不断地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世界眼光，就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与时俱进的能力，始终与时代同行。